拉贝日记

柏林电影节的时候，《拉贝日记》男主角乌里希·图库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拉贝日记》为中国的二战遭遇说了句公道话，也许这部电影会触动一些日本观众。相较于说很多的希望、抱歉，这部电影更有致歉的诚意。”

一个国家的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媒体都更为直接地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心态。而在战争片这个类型中，这一论点更是精辟。由于战争电影及与战争相关的电影一般都耗资巨大，因此它会比任何类型的电影都更加鲜明地表达出各种流行社会意识形态。

而对于所有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来说，以何种态度和历史观去面对这个民族集体回忆上的巨大伤口，都是直接关系到影片成败的最关键所在。此种类型的影片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根本没有平庸的机会——要么被赞誉，要么被唾骂。

对于《拉贝日记》这部中德合拍的电影来说，我认为它会是一部能够被大多数中国观众认可的电影。虽然从严格的角度来说，《拉贝日记》应该算是一部德国电影，但它所涉及的“南京大屠杀”这个背景，也给它打上了不可抹去的中国烙印。这样一部从异族角度来观察和反思“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能够在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在二战中分属不同阵营——都得到认可，它的态度和历史观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德国作为纳粹主义的发源地，战后对纳粹主义的反省和清算是极其彻底的，连起源于旧普鲁士军队的正步操都因为曾经被纳粹党卫军和德国纳粹军队所采用，而在战后被认为是纳粹德国的象征予以摒弃，法律禁止任何人做纳粹德国的正步走和行纳粹敬礼。而正是这种坚决而彻底的态度，为德国赢得了反思战争和历史的权利。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拉贝日记》的主人公约翰·拉贝先生，即使他曾经是一个纳粹党徒，即使他曾凭借身戴纳粹标志而保护了难民，这些历史细节的出现也不会让中国观众感到反感。因为这是一个有资格去面对历史的国家，而这部电影也可以摆脱历史的纠缠去直面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

约翰·拉贝经常被媒体称为“中国的辛德勒”，我想二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当面对巨大的“不义”时，即使身为一个普通人，即使身为一个纳粹党徒，也能够有勇气站出来去维护内心的底线，并在这个过程中自身的人性逐渐得以升华，最后成为一个“义人”。这种人性中偶尔绽放的光辉，在一片黑暗中尤其显得珍贵，因此更值得我们去追逐。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我想这种黑暗中的一丝微弱光明，是能够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内心深处引起共鸣的。

这一丝光明，不但是爱，而且是大爱。在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面前，伴随着时间推移，那种集体梦魇因为没有得到释放，所以并没有消散，一直在巨大的沉默中沉淀。70年后的我们，仍然能感受到那种巨大的沉默背后所积攒的怨念。面对在黑暗中追逐光明的举动，勇敢者会感慨光明的珍贵和自我救赎，怯懦者会哀叹人生的虚无和自我欺骗。但无论如何，那丝光明总是存在的，只看我们如何去选择。

在正常的表达下，战争电影的主题基本都是在努力升华和质询一个民族如何看待某一具体冲突（无论当代还是历史的），以及这一冲突如何随时间的推移对“集体梦魇、习俗或欲望”产生的沉淀作用。对于涉及“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中国电影来说，从已经拍摄过的那几部来看，都没有做到“正常的表达”，因此也就谈不上升华和质询。而这种遗憾是《拉贝日记》所无法弥补的，因为它虽然涉及到了“南京大屠杀”，但电影的主旨还是在讲述一个普通德国人如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发现人性，升华人性的故事。它虽然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关于人性的故事，但它并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升华和质询中国人的集体伤痛。这并不是电影技法的失误，也不是电影立场的失误，而是因为这样的一场巨大灾难和伤痛，虽然有人性的共同之处，但那种痛彻心扉的悲怆和发问，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完成。

《南京！南京！》也会在这个4月和《拉贝日记》同时上映，作为一部中国人自己拍摄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它将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将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比。

一个月前在香港看了这部《拉贝日记》，由于英文对白部分没字幕，自己的英文听力又没太过关，可能干扰了一点对此片的感受。但总的来说，这部彻底好莱坞化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并不怎么样，甚至还不如同样有问题的《南京！南京！》。换言之，拉贝的故事可以放在波兰、卢旺达、波斯尼亚，这对好莱坞来说只不过是换了角色的新型类型片，就连日本人都拍过自己的辛德勒，一个从纳粹手里拯救犹太人的驻波外交官。
在此，只简单“列一下”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供对比参考。以下原文原载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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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可以得出这么一个规律和趋势：纪录片先行，各种样式的剧情片就随之跟上。对新闻事件和重大历史，纪录片总或以力求客观的态度或告诫世人的用心率先介入，与观众形成一个最直接的观视角度；剧情片以其商业需要，选择纪录片局部素材并以表演形式放大，在观众形成以其经验并无关联的煽情氛围，当然，在南京大屠杀题材面前，言说商业意图是不合时宜的。此种从纪录到剧情的传递关系，有如下实证：

1982年，新影厂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以库存的翔实资料，整合剪辑后，掷地有声地抛出日军屠杀30多万同胞的铁的事实。1987年，南京大屠杀50周年，内地和台湾，分别推出《屠城血证》和《旗正飘飘》，陈道明、雷恪生、归亚蕾、林青霞等分别扮演了这段历史中的大小人物，有虚构如医生、摄影师和东北女生，也有真实如间谍川岛芳子、弃城军官唐生智，遵循的都是步步紧迫的惊险片叙事方式。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吴子牛完成《南京1937》，秦汉、早乙媛、刘若英精彩地“表现”了一种黑暗时代的强烈个人勇气。同年，香港导演牟敦芾“黑太阳系列”的第二部《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在内地以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的面目上映，而这部电影因其极端血腥恐怖的画面，在香港是被列为三级片的。

从87年开始，一个日本老头频频进入国内新闻里，他就是曾作为日军十六师团士兵，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并在晚年一直坚持谢罪和作证的东史郎。他的个人行为，除激怒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外，也让其他国家的电影人开始关注这场大屠杀。2002年，专门制作历史纪录片的美国人陆达路，拍成了耗时多年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片中走访了东史郎和研究此段历史的中日美学者，更首次公开了很多来源于传教士约翰•马吉的珍贵影像材料。2002年，叶童主演了《五月八月》，却遭“一部首次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影片”这样的低级海报宣传染污；2005年，通过传真法师多年来跑企业“化缘”，《栖霞寺1937》这部没任何名导明星的小成本电影，在宗教界的交口称赞中上映。

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三部表达第三方立场的纪录片陆续出现，它们是受内地院线器重的《南京》、在些许纪录片活动中露面的《张纯如》以及不幸被淹没的《南京梦魇》（该片导演约瑟夫一直抱怨其中有市场运作的阴谋）。这几部纪录片都跳出长期以来在探讨屠杀问题时所陷入的人类行为逻辑死胡同，而将悲痛的承受者还原给那存世不多的一个个破碎的个人；也避免开由中国这样的受害者在陈述历史时，可能被激愤感影响的清晰度。它们让观众暂且离开冰冷的数字，而重新审视那些也曾鲜活过的生命个体，甚至意识到大屠杀还制造了其他非直接的受害者，如目击暴行的沃特林和在追述过程中不能自己的张纯如。

第三方的“中立讲述”多了，就被好莱坞相中了，2009年，一个有着一切史诗片架构的《约翰•拉贝》出现了，他拉开巨大的纳粹党旗，把像小鸡般可怜的中国难民塞了进去，躲过轰炸，而这样矛盾戏剧化的场面在这部“好莱坞制作”中比比皆是。只可惜我们不是《辛德勒名单》的旁观者，而是有着沉痛民族记忆的当事人之后，难以接受这样“刺激好看”的故事。于是，削发明志的陆川带着自己的信念和态度，与诸多明星们撑起中国人自己方式讲述的大屠杀故事《南京！南京！》，但这部电影最突破性的尝试（以日军视角拍摄）反倒也成了最大的问题所在——叙事的情感逻辑难以表现，而只能依赖于形式化的宗教仪式感。

电影，究竟该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在民族疼痛感面前，轻浮随意和商业野心显然都是不行的。

两部表现同一事件的影片：《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先后上演，就算心中有点不情愿，但还是免不了要对比一番。看过之后，我不得不说后者比前者更加有深度、更加还原历史的现实。虽然前者也很努力，但是我竟然发现《南京！南京！》是一部中国人拍的站在国际角度上看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电影，而《拉贝日记》则是外国人拍的希望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事件的电影。

慰安妇

《拉贝日记》和《南京！南京！》都涉及到了日军强奸妇女，后者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最着墨处是日军对中国妇女和日本妇女的迫害，即强奸或性暴力，但陆川的本意并非直接控诉日本军队，而是控诉“战争”本身。片中被角川爱上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最后也死在慰安营了，女受害者国籍的“国际化”一下子淡化了电影对日本军队的直接批判；电影中姜老师和小妹的死却完全出于日本人角川和伊田对中国妇女的“同情”，角川在姜老师行将被日军拖去强奸时打死了她，而伊田枪杀精神分裂的小妹的原因是“她很漂亮，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好”。杀人就是杀人，但在《南京！南京！》里，“杀人”却反证两个日本军人的人性。难怪有网友看完电影后说道：南京大屠杀已经杀死了30万中国人，《南京！南京！》将再气死30万中国人。 当然我必须说这种说法有失偏颇，陆川们还是有他们的思想的，只是他们脑袋里的东西似乎不是中国人的，抑或是想借此取悦外国人！

屠杀

南京大屠杀，其“屠杀”之极状是“百人斩事件”。中国导演有义务揭露日本人当时做的这项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但《南京！南京！》里只有一晃而过的头颅镜头，而《拉贝日记》里有百人斩（并且还提到，“百人斩”在当时被登上日本报纸加以炫耀，而日本人民也欣喜万分）。拉贝的司机老张因得罪日军军官而被拖到一个隐蔽处砍了头，拉贝循踪而去，从木栅的缝隙里看到了被日军砍掉的堆如小山的中国人的头颅。导演以这种方式确证了这段残暴史实的存在，这本该是陆川们做的 。 我要说这是《南京！南京！》非常大的不足，影片着力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却没有还原历史，表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害！

拉贝的秘书

拉贝先生有个中国秘书，叫韩湘琳，《南京!南京！》中的唐天祥是以韩湘琳为人物原型的，其身份和事迹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要特别澄清的是：

1：历史上韩湘琳不仅没有为了保护家人做汉奸，相反还协助拉贝救了不少人。他被拉贝任命为粮食委员，是安全区内最重要的中国工作人员之一。1937年末日军策划了南京惨案，韩湘琳当时负责跟日方交涉粮食问题等，他对整个安全区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2：韩湘琳的确弄到了一张通行证，但不是给自己用，而是给一个国民党的飞行员汪汉万使用，《南京南京》中“唐天祥”出卖了中国军人得到了一张通行证，但在最后时刻选择留了下来，让一个国民党军官（即历史上的汪汉万）跟着拉贝离开，历史上韩湘琳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离开南京。

3：韩湘琳并没有被日本人杀害，在拉贝先生离开南京后，继续解救南京难民，并且一直活到了抗战胜利，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逝世。

韩湘琳是拉贝先生最要好的中国朋友之一，他在二战结束后还出庭作证指控日军的暴行，生平著有《韩湘琳口述：日军仇恨国际救援组织》。

《南京南京》对韩湘琳（唐天祥）的描述，未免有歪曲事实、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嫌疑。

关于控诉

《拉贝日记》的另一个贡献是重现了曾经因皇族身份逃脱战后审判的朝香宫鸠彦的战犯罪行，这位在南京大屠杀中签署最多屠杀令的日军中将不但没有受到战后审判，还做上了日本高尔夫球会会长，悠闲终老于1981年。《拉贝日记》是历史上第一部揭露了朝香宫鸠彦所犯罪行的电影，这样的视角大大突破了那些被外交关系、政治利益所紧紧困扰的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也说明中国电影从前对南京大屠杀的“控诉”远远不够。确实有一些日本军人因为在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犯下太大罪行而自责甚至可能为了赎罪自杀的事，但有史可据的全都发生在战后，在南京大屠杀中如角川这样的因杀中国人而自责自杀的日本兵，汤馆长说“绝对没有发现”。所以，角川的自杀，让《南京！南京！》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角川自杀于鲜花沃土的那个画面，史实上的依据在哪里？

相信《南京！南京！》的主创们研究过这些历史，但为何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将包括“朝香宫鸠彦之罪”在内的一个又一个被尘封的日军暴行还原于世？陆川们是想以某种“原谅”或者“和谐”的理由大而化之吗？但愿只是因为他们无知而已。

虽然我必须承认《南京！南京！》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描写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影片中质量上乘之作，但是某些戏说的成分和以上几点的不同使我相信《南京！南京！》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不足的。当然对于《拉贝日记》也是有不同的声音的。有人认为本片过于商业化，花费了2000万美元，请了众多中国、德国、日本的明星助阵吸引眼球，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杀人场面描写不足等等。不过我要说这是外国人在试图用中国人的视角看待、体会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另外本片以拉贝为中心，自然描写拉贝本人也是主要看点，他的活动、言行自然也是影片的中心。实际上就是以拉贝的视角在看待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但是片中其他的人物则是一幅群像，都有相对完整的篇幅表现，只可惜影片只有2个小时，很多镜头都删掉了。同时那些过于血淋淋的杀戮和残暴的强奸镜头也都删去了。如果看到那些镜头之后，我们恐怕就会更加为之震撼了。因此我也非常期待华谊的5小时电视剧版本的《拉贝日记》。

必须说的是，因为有拉贝和他的同事们的存在才得以在南京“安全区”内救助了20多万的中国同胞，正是他的存在、他的各种真实的记录才能使我们知道整个事件的真实面目。

无论出于什么因素，我都推荐这部片子。让我们在其优点和不足之中去体会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本身吧。

提及南京大屠杀，心中充满的只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没有看《南京！南京！》，据说看完之后除了压抑还是压抑，我在想一部电影除了真实反映历史一个片段之外还要考虑些什么，《拉贝日记》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呈现南京大屠杀，有血腥也有温情，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从这部电影中我才知道了安全区的存在，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课本里没有这样的章节呢。

拉贝日记
中国和日本的战争，中国说：日本侵略我了。日本说：我没侵略中国，我们当时派兵帮助中国来着。真的。

幸好有拉贝这样的本该事不关已的第三方，勤勤恳恳地记载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具体真实，照片完整，证据确凿，无可辩驳。
不过日本的态度也很明确：电影版的《拉贝日记》在日本赢来了全面禁播。
回头看看，《拉贝日记》在中国的反响也较为淡漠。

很多人都说拉贝是“中国的辛德勒”。他们的确有共性。不过在这里我只想稍微扯一下拉贝同学和辛德勒同学的不同之处。

第一．拉贝当时是德国西门子公司排到中国的员工，吃西门子的死工资的，他解救中国同胞于他一点是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好处的。其实他高高挂起冷眼旁观才是保全的首选。
而辛德勒是做为德国制造军火的商人，他解救犹太人并收为自己的员工，并可从这些人的劳动中获利。然后他制造出军火提供给德国，他由此再获得更多特权和金钱。

第二．拉贝建造的南京安全区收纳了20万中国人在此避难。为他们提供食宿。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没有拉贝，南京大屠杀很可能增加20万被害者。
辛德勒共解救犹太人2000多名。有些史料还说是1000多名。不管具体是多少人数。都同20万比起来相差甚远。

第三．拉贝在中国营建避难所期间，把毕生的积蓄都捐了出来。
辛德勒却大发战争横财。奢侈，娱乐，酗酒，女色。风流倜傥。

第四．拉贝解救中国人民一直是自觉自发的。
而辛德勒，直到事情都过去了，大家都向他脱帽致敬时，才有点点良心发现，后悔当初怎么没多解救几个犹太人哩？

第五．因为德国和日本是盟国，所以拉贝回到德国后，他的言论和日记都遭到非公正对待。而他的钱也都在中国捐光了。后来拉贝死于穷困潦倒。
辛德勒享尽荣华富贵。。。。不过最后因为战争结束，所以他的工厂也倒闭了。因为他是军火商嘛。。。

第六．很多中国人仍不知道拉贝是谁。
犹太人，乃至全世界都缅怀辛德勒这位大人物。

网易娱乐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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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公布的德国电影奖中，《约翰•拉贝》【注：在本文中，以《拉贝日记》指称图书，以《约翰•拉贝》指称本片】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和影帝在内的四个奖项，而获提名无数，包括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在内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空手而归。这确实说明了某种问题。在我看来，近年德国电影的确有傲视欧洲的趋势。看看这些作品：《再见列宁》、《逃出柏林》、《香水》、《窃听风暴》、《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还有这部《约翰•拉贝》，作为具备一定思想性和话语生产性，并具备较好市场认可的电影，似乎英法西意诸国还没有如此的规模效应。当然德国电影奖（大致相当于奥斯卡或者中国的金鸡奖）颁给《约翰•拉贝》而不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政治正确或者某种新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在其间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实际上就影片本身而言，《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近年来最好的一部德国电影，但是由于它旨在批判和反思六十年代的内在伤痛，并没有提供一个想象性的解决，给提名而不给奖实属理所当然。 而《约翰•拉贝》的获奖，大约能够说明这部影片的书写方式是获得主流认可的。
　　
　　那么还是来讨论《约翰•拉贝》。很有趣的是，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之中更具备话题和讨论空间。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没有阅读《拉贝日记》以及没有做相关的史料收集，所以在这里仅提供一些思考的切入点，而暂且搁置更加具体的文本对比分析。最明确和直接的入口有两个，其一是上周上映的《南京！南京！》，我会在本文最后给出一个比较阅读；其二则是现在要分析的，拉贝是谁——
　　
　　在《拉贝日记》引起中国思想界讨论之前，我相信若非从事历史学或者相关学科的人，大约对史实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的东西包括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以及30万遇难同胞；历史课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约翰•拉贝的安全区，以及约翰•拉贝这个人——在电影里他被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这是另外一半的故事，而于我而言，这件事要从外部被告知，无论是通过图书还是电影，而非始自中国本身的语境，这件事本身就不无怪诞。因为就中学教材的写法而言，像拉贝这样的外国友人，仅就数量而言，他救下的人难道不比白求恩更多么，那么热衷于赞扬外国友人的教科书为何对拉贝只字不提——这就值得我们讨论了。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其一是，拉贝是纳粹党人，这是他永远不能洗脱的身份；其二，某种冷战思维和冷战逻辑的延续，因为南京是国统区，因为拉贝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勋章，于是，之前的《拉贝日记》出版和今天拉贝重新显影在此时看来，本身就是一个颇具后冷战意味的写作行为。
　　
　　于是《约翰•拉贝》就变得有趣起来。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恰好为中国语境提供了一个双面的镜子，一面映照出中国历史写作方式的某种裂隙和某种变化，另一面则映出拉贝在德国本身的语境中的意义，进而在我们这里产生具有参照性的思考。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约翰•拉贝》中，拉贝本人的纳粹身份并不是被避讳了而是被强化了，但却是以另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反转式的强化——纳粹党旗，邪恶的象征，却能作为无辜平民的避难所。而拉贝虽然自称是纳粹军人，不忘行纳粹军礼，但显然，影片是把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来塑造的。他最初庇护平民，并非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仅仅是出于“企业家”保护员工的责任，但是最终他一步一步承担起他的使命，于是他最终成为了一个英雄。于是我们看到，纳粹这个符号正好在视觉上被赋予了相反的含义，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翻案么？当然有这个可能，于是影片为了政治正确，不停地调戏希特勒，并且安排了一个犹太裔的男二号，罗森（按影片演员表顺序，实际上我以为，威尔逊医生才是真正的男二号），通过他的讲述在片中强调纳粹屠犹的事实——但是重要的是，在电影里，通过画面呈现和对白交代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不是实验片，通常情况下“眼见为实”，那么这个翻案实际上是做实了：“纳粹”二字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这部影片最终的策略就变得很有趣，剧作将应当属于纳粹的邪恶，屠杀转给了日本，当然不忘安排一个善良的日本军官，而将最终的大反派赋予一个因为皇室血统而免于审判的日本亲王——这似乎带出了另一重反思，因为冷战的原因，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审判比起德国来说十分不彻底。然而同样因为冷战的原因，西德对纳粹的审判同样不彻底，但不是那些应该被审判的人，却是拉贝却遭到了审判，于是这个问题就变得愈发的复杂。看来这个问题不是这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了，于是暂且搁置。强调一点，拉贝遭到审判的原因是“与中国勾结”（见片尾字幕），这里某种后冷战的参数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于是《约翰•拉贝》的自相矛盾和影片里生涩的问题就能够得到一种可能的解释。在后冷战的语境中谈论拉贝这个人物，又要在德、中、日的语境中寻找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且不说民族主义者们可能找到的无数处“被伤害了感情”的地方，恐怕日本方面不能接受这种表述。当然我不能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导演和编剧自身的思考多一些，还是出于考虑中国市场和“中国人民感情”多一些，但是显然破坏影片结构的正是犹太人罗森和中国人琅书（张静初扮演的女学生）之间的一条生硬的线索。这一点随便做下叙事学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在此不提也罢。
　　
　　镜子的那一面如此，镜子的这一面也相当的复杂。或许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在对拉贝的认同之余，更多的时候是在反思，当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缺失之后，以这样的方式找回另一半的故事，本身就变得十分的吊诡。虽然拉贝在影片中成为一个孤独的悲剧英雄，虽然中国人在这部影片中面目模糊，但是那些缺席的成分恰恰是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呈现的东西，这个话题就更大了。当然《约翰•拉贝》作为电影，不是历史，只是故事——我只是在说，以这部影片提供的参照，我们或许能窥见我们历史书写之中的问题。
　　
　　最后说两句《南京！南京！》和《约翰•拉贝》的对比分析。这恐怕是现在和将来的讨论中难以绕过的的话题。。《南京！南京！》并没有绕开拉贝这个人，但是拉贝在《南京！南京！》里真是面目模糊，或许陆川认为这是不需要交代的事实，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事实根本就长期处于匿名状态。另外则是，《约翰•拉贝》正面展示了强奸——尽管未遂，正面展示了百人斩少尉和他们的比赛——不得不说，尽管是从门缝里看，这个场面也比《南京！南京！》更有冲击力。话说回来，《南京！南京！》里最有冲击力的画面大约是那一片像麦子一样倒下的中国士兵，相应地，《约翰•拉贝》里两段日军射杀战俘也不相上下。《南京！南京！》的问题在于剧作，《约翰•拉贝》的问题也在于剧作，但至少《约翰•拉贝》好歹还是一个故事，比《南京》问题少一些：如果《约翰•拉贝》能够把拉贝的两难处境强化一些，删去不必要的线索和人物，可能剧作上更加流畅一些，但是鉴于前面的分析，如果不能解决这个历史表达的困境的话，剧作的根本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说白了，《约翰•拉贝》本意不是拍南京大屠杀，对它而言，南京城也只是景片而已，它的诉求是写人——写拉贝这个人，进而表达某种思考。这部影片的诉求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又一铁证”，而是德国人的反思。如果如果有人说《约翰•拉贝》就是一商业片，对，它确实是一商业片，但《南京！南京！》也不是艺术片啊。要是有人说《南京！南京！》因为删减而如何如何，《约翰•拉贝》删减的部分估计也不少，确实很多地方不流畅。至于一定会被拿来比较的《辛德勒的名单》，那才是商业片和商业片。依我看，《约翰•拉贝》的讨论空间比《辛德勒的名单》还大一点，因为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中天然的特殊性。当然，关于屠犹和南京大屠杀的比较的问题，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屠犹是“人类的灾难”，南京大屠杀只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问题”，这其间的话语斗争，犹太人的话语权，以及西方话语在中国语境中的位置，都是巨大的问题。

于是结论就是，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而言，一部高票房的、国际语境中的商业片，比十本学术著作或许更加有效，只要它能提供话题和思考的空间。一个读后感式的写法会是，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面对强权，他可以做出一些伟大的选择；一个广告式的写法会是，《约翰•拉贝》是“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各国评论一致激赏”（见影院广告）；一个批判性的写法是，《约翰•拉贝》在自我矛盾中展示了某种反思性——但这些都是结论，于我而言，这是一部颇具讨论和思考起点性质的文本，从这里进入，是更多的阅读，以及更有参照意义的言说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