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代号：孙中山

藍色大門的導演易智言的新作，電影以輕鬆荒謬的方法表現，戲院裏笑聲不絕。一如導演的各部前作，畫面到處暗藏各種符號。

表面上這是一部台式的青春片，好笑得讓人一直掉眼淚。實際上這電影沈重得讓人掉眼淚。也對，這就是新一代的青春，為再下一代去衝去偷的青春。

兩位主角一位叫左邊的左，一位叫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天；大家齊心合力才能撼動的是外表為國父的巨石；孫中山手上拿著的書本封面刻著三民主義，但卻被丟棄在儲存室，是「沒有用的」；從儲存室被出櫃後，終點只是矗立在西門町，兩位主角就在他腳下打個口腫鼻青，彷彿訴說「革命尚未成功」。

他們年輕、懷抱希望，所以勇往直前，所以不屈服於上上代阿嬤的穿膠花，也不畏懼於上代母親的遺棄父親的毒打，更不退縮於自身的貧窮。

阿左說，我沒有要偷，我沒有要偷。這明明是被丟棄在儲藏室沒有人要的東西。這是偷嗎？還是拿？還是幫助世界？

也許大家各懷心事、背景不盡相同，訴求也不一樣，但當他們的目標都是孫中山，那一刻大家管不了異，同心協力得讓人流淚。
同學帶上同一個少女面具，觀眾再不能分辨他們誰是誰。不論你偏幫哪一方，你只會把他們視為同一個整體，沒有名字，沒有性別，沒有特點，每一個人都知道，齊心就事成。這是最純粹的社會主義。

每一個革命的墜落也許皆相同，忽然想起來，你要繳班會費，我要繳畢旅費，大家道不同，不相容。看官也許恨得牙癢癢，既然繳了費還會有剩，大家一起平分豈不甚好？世事總是這樣的，覺得荒謬麼？這就是最現實的一點。

小天說，我們不能窮斃了，我們兒子的兒子不能窮斃了。被關在教室寫悔過書，說知道錯了，對未來又有什麼幫助改變？

我們不想自己兒子的兒子窮斃，又可以做什麼，又應該做什麼？

－－以下嚴重情節透露請慎服－－

故事以班長叫醒一群睡著的同學繳班會費揭開序幕。4個繳不出班會費的同學合謀把禮堂貯存室的孫中山銅像偷走變賣。計劃中途殺出程咬金：一個同樣很窮、同樣打算偷走孫中山銅像的同學。這時候，電影去到一半，我們才知道主謀A的名字「同學，我叫阿左，左邊的左。」
兩幫人馬一邊為了班會費，一邊為了畢業旅行費，目標不一但終點一致。經過一輪小學雞式的勾心鬥角，畢竟還是需要兩幫同學齊心協力合作。可惜革命尚未成功，孫中山先生才不過站在西門町十字路口，兩方主謀再一次鬥個你死我活，警車聲響起。
故事來到最後，主謀B才告訴大家「我叫小天，天空的天。」下一次，一定要合作。最後一鏡，青空下，8人的背影單手握拳舉高。

谢谢金马奖，第一次参加，得这么重要的奖。

谢谢评审委员，喜欢行动代号孙中山的剧本。

谢谢烈姐， 烈姐那时读到剧本，那时决定我们拍个电影吧。谢谢史总，你在哪里。

谢谢我在做田野调查，八个月以来，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生命的那些青少年们。

行动代号孙中山其实写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叫做台湾社会里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明显的视界，没有一个明显的标的物，可是它却深入一个社会的骨髓里面，如果没有这些小朋友经过这八个月的时间，愿意跟我大方的分享他们的困难，他们的生命，他们在社会里面遭遇到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写行动代号孙中山，因为我会以为，贫富差距在台湾社会里面只是一种假设。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

可是，贫富差距却一天一天腐蚀着我们这个社会，对很多人而言，逐渐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行动代号孙中山是送给这些小朋友的，没有这些小朋友，没有这个剧本。谢谢你们，希望台湾社会，再过五年十年，行动代号孙中山看起来是一个历史，是一个过去式的笑话。

最后，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得到电影的个人奖，我要谢谢我的父母，他们都不在了，可是我知道你们在看，我们你们会啰嗦我两句，批评我说衣服怎么穿那么紧，因为我又胖了。可是我知道你们在这里，我谢谢你们对我的挑剔，也谢谢你们对我挑剔之后对我的鼓励。

我会继续写下去，台湾电影要加油。

谢谢。

全文链接：

http://www.bbc.com/ukchina/simp/entertainment/2015/05/150522_ent_iv_yizhiyan



关于《行动代号孙中山》的部分：

第五届华语视像艺术节5月7日-22日在伦敦举行。获得去年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的影片《行动代号：孙中山》作为“台湾视野”展映单元的一部分，将于周五（5月22日）晚为艺术节闭幕。
台湾资深导演易智言曾执导过多部影视剧，2002年的作品《蓝色大门》讲述高中生的爱情故事，被视为小清新电影的始祖，带动一批校园题材电影出现。

《行动代号：孙中山》讲述台北一所高中的一些学生试图盗走闲置在学校储藏室内的国父孙中山铜像变卖未果的故事，诙谐的剧情揭示了台湾深刻的贫富差异，尤其这一问题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发人深省。

电影在伦敦放映之前，易智言导演来到BBC全球总部，接受BBC英伦网专访。他谈到该片的涵义、台湾政治生态对电影业的影响、对台湾电影生存之路的思考、对大陆电影市场以及对华语电影在海外推广的看法。

子川：为什么要拍《行动代号孙中山》这样一部有“小清新”的外壳却揭示台湾贫富差异电影？
易 智言：我并没有刻意地算计什么时候该拍什么样的电影，而是真的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关心的题目会自然地改变。到了四、五十岁，我觉得很自然地把对自己的关 心渐渐地转向对外—对其他人、对社会、对体制、对世界的关心。很多人说《行动代号孙中山》看起来不像我的电影，其实我自己觉得这是很自然的，随着创作者的 改变就改变了。

至于所谓小清新的外表，我想可能因为电影中的高中生。我觉得用青少年学生做这个电影的切入点对我而言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即 将面临世界性的问题，即贫富不均的问题，而未来十年、十五年，是他们这群人要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届时我大概退休了，我就看着他们如何补足这个世界上不 足的地方。

子川：选择孙中山铜像，有什么政治隐喻？一些情节似乎有些恶搞的意味？

易智言：其实我觉得自己 并没有恶搞孙中山先生，但创作者的观点常常不准或有偏颇。台湾一直把孙中山当作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国父。其实我本质上对他是尊敬的。在这 部电影中，其实到最后的时候，这群小朋友在深夜的校园里面遇见了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他们到最后好像也有一些改变，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有一些很简单的想法，开 始有个雏形出现。

这个电影中对我而言一个好玩的事情是，在夜黑风高的晚上，一群贫穷的年轻人遇见了孙中山先生，从此之后，他们的生命可能会改变，而这个改变可能是来自于孙先生，来自于那天晚上的相遇。我认为，片中的恶搞只是形式上的戏剧手法。

子川：台湾的贫富差距真的像这部电影中表现的那种程度吗？

易 智言：其实很严重。我想台湾在世界上还是相对富裕的，比电视新闻中看到的在战火中，或者有饥荒、有内战的国家当然状况好很多，可是贫富差距这个问题在台湾 一直存在。尤其这5年来，整个台湾跟着全球经济化，讲求自由市场，讲求以竞争为主要目标的时候，牺牲了一群在社会里面本来就弱势的人。再加上这几年大家赚 钱的手段已经从自己的本事、知识、技能逐渐转变成用金钱去赚更多的金钱，用金钱去生产金钱的时候，那这些原来就处于弱势的个人或家庭就更难改变自己的命 运。

所以，这几年贫富差距严重了。我不记得具体数字，可是图表显示，整个社会中高收入5%跟低收入5%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并且低收入的5%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前几年随着台湾产业化，很多原本的中产阶级也变成了相对贫穷的人了，而且这种状况还在逐渐加重。

子川：这部电影在上映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易智言：因为台湾已经没有电检（编者注：电影审查制度） 了，所以在政府或体制这方面没有什么困难，反而遭遇观众的一些质疑。观众的质疑来自于两派，一派极左一派极右：极右的人觉得我恶搞孙中山，极左的人觉得我 太推崇孙中山。极右的人觉得，我的观点太强调平等而忽略了自由，极左的人觉得我描述的还不够平等，甚至觉得我描述的穷人看起来不够真正的悲惨，等等。不 过，我没有碰到什么深刻的刁难。极左和极右两派之外我想就是一般观众，他们对电影中描述状况的接受度还可以。

http://chemistrysucksguy.blogspot.tw/2014/07/blog-post_14.html

與其說本片是青春影片，
我覺得它其實更像是一部政治寓言，
透過各式符號的交織，
隱晦的（或者為了市場考量的），
透過年輕人的視角、趣味的「行動」過程和目標，
來掩蓋導演真正的企圖，
甚至我覺得連貧窮的世代複製也不算是真正的核心，
而是更純粹的，對於人性的一種試探性解讀，
才是導演嘗試在本片所呈現的。

沒有錢繳班費、沒有錢繳畢業旅行費，
少年想到突破現狀的方法是偷，
但他們偷的不是別的，
而是儲藏室裡的國父銅像。
先不論戲外的受過良好解讀訓練的觀眾見獵心喜立馬把國父視為某種符碼，
戲內的少年們，動機卻是單純的，
因為「反正放在那邊也沒人要」，
本著廢物利用的心態，收了垃圾，還掙上一筆，
「我沒有想偷。我沒有想偷。我沒有想偷。」不斷重複著，
這算是偷嗎？拿沒人要的東西也算偷嗎？
這種純粹與天真看的讓我臉上笑著，心裡揪著，
為什麼他們不在大賣場試吃之餘直接順手牽走幾包食物，
為什麼他們不用打掃阿姨的鑰匙直接進辦公室拿錢就走，
甚至更簡單的，直接憑著血氣去搶，
去用更強硬的方式到達目標。
或許是他們不敢，
但我覺得是他們根本無意傷人，
他們對於周遭的世界，
還沒有成熟到去恨、去對抗，
而是停留在害怕，
害怕催繳班費的同學，
害怕路邊的空姐、拄拐杖的老人、清潔隊、慢跑的人，
城市的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敵意的，讓人恐懼的，
台北的繁華如此徹底的包圍他們，
「這個國家什麼都不缺。真的是什麼五花八門的東西都有。可是，就是沒有希望。」
村上龍的《 希望之國》這麼寫。
台北市的炫目倒映在雨後的街道上，
淪為某種歪斜、曖昧的存在。

這些小孩看起來不窮，真的不窮，
他們的制服白的發亮、穿ADIDAS、長的乾淨俐落，
怎麼說都不符合中產階級對於「貧窮」的想像，
他們沒有呈現那種上新聞的，全家擠在破爛屋簷下共食一份食物的髒亂不堪形象，
也不像飢餓三十募款箱上面印製的那種皮包骨，連抬手撥蒼蠅都沒力氣的皮包骨，
他們的悲劇就是看起來不夠窮，
他們還是靠社會的福利機制維持著可以過活的生存姿態，
還是能去上學、能去畢業旅行，
這是他們的幸，也是不幸，
當套上相同的白色制服之後，
每個人看起來總是差不多，要真的很努力、很努力的看，
才看得出來他們窮的是對於現狀的改變希望、是對於未來的想像，
「我們兒子的兒子，都註定窮斃了。」

回歸「孫中山」本身，
蠻佩服導演能把這樣的意象融合進片子中，
從年輕人作為引子，
場景放在校園，
偉人銅像成為偷竊標的，三者串連起來自圓其說，
至少不會是為了隱喻而隱喻。

推翻帝制的國父，在少年眼裡只是「沒人要的東西」，
我覺得這倒不是時代的割裂而產生對於文化的無知，
而是對於「理念」的嘲諷。
他們從頭到尾，都只用「銅像」來稱呼「孫中山」，
民族、民權、民生，
成人世界中宛如銅鐵般的教條，
對他們而言只是資源回收的來源而已，
在生存的燃眉之急底下，
形而上的價值被抽離了，物品回歸物品。

如果導演只著眼於世代間貧窮的複製、來自成人的壓抑等等，
那種觀點固然可以激發青年的被迫害感，
去控訴世界對他們如此不仁云云，
但是本片精彩之處是在於，它點出了，
就算沒有旁人干擾，
「 人民」自己也是一盤散沙，
以行動那場戲來看，
從小天偷了工具之後的絕望，
到體育館內合力搬出銅像，
那轉折，導演狡猾的先讓觀眾看到了人民的團結，
試圖合力去搬運、對抗某種沈重而壓迫的存在，
那一瞬間，會讓人在灰暗中看到人民的團結，
彷彿世界的不仁、社會的不公都可以透過攜手來解決，
他們全都在相同的面具底下，
E pluribus unum，「合眾為一」，
很夢幻，
夢幻的宛如競選口號，
一夜激情之後就被隨意棄置在地。
那個合力的假象在「成功」之後，
都不需要別人碰，自己就立刻散了，
當銅像上了車，
資源已經就分配位置，
Lasswell的政治觀點隨即出現，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原本一起流汗的同袍，
瞬間個個成了禿鷹，
原本荒謬的「面具」形象瞬間變得難堪而諷刺，
從搶車的那幕開始，直到阿左與小天在西門町扭打的那個長鏡頭，
再也笑不出來，而是讓人感到心越來越寒，
寒到骨髓裡頭去，
完全沒有任何「行動成功」的喜悅，一點也沒有。

導演反應了他對於「人民」的不信任，
就算同樣是在面具底下，
他也不認為人民會在1812序曲下炸毀西敏宮之後，
戴上相同面具，為了相同信念走向一起，
而是在面具脫下後，林惠萍的《往昔》播送，
「一朵盛開的花，如詩如畫」，
諷刺的與畫面上血淋淋的爭奪成對比。

最後小天與阿左的扭打，
打的其實已經不是彼此了，
而是一種巨大無力感的釋放，
阿左恨小天怎麼就是不能體會團結的力量，
可是對小天而言，
阿左也只是另一個資源掠奪者而已，
他不有錢，但絕對不是最窮的，
憑什麼來和他瓜分這個資源，
於是他更恨阿左，
階級不是絕對性的概念，而是相對的，
「下層階級中的階級鬥爭」聽來荒謬，
卻又似乎精準的命中人性。

到了最後，少年們終究是去打了工，
回歸社會期待的「常軌」，
訓導主任說，「他們知道了」，知道什麼呢？
他們天真的對話，
若無其事的敘述整個行動留給他們的，
那些片段的、零碎的記憶，
好像什麼也沒有留下，
孫中山捧著三民主義，搖搖晃晃穿過台北街頭，
天橋上，
他們舉起手。


「他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