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

史小玉们——

曾有部大型舞剧《大梦敦煌》，讲的就是史小玉的故事，西上敦煌求生，却为敦煌千佛洞的瑰丽壁画而寄居六年，最终完成了名扬四海的千手观音图。史小玉和传说中的恋人在舞台上翻飞蹁跹，我在台下神经病一样地内牛满面。

 

这是一批无名的大师，纵贯几个朝代，风餐露宿胡饼充饥，长久地保持着画笔悬空的姿势，留下昏暗洞窟中的绚烂无声。避过战火的浩劫与时间的冷遇，莫高窟以横贯古今的姿态，庇佑这些壁画至今。

 

菩萨弯着温润的嘴角，慈悲地微笑，似向世人昭示着西天的极乐景象，僧侣以此入定修行。

盛世繁华中，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如何将佛经的内容以容易理解的形式表现出来？经变画应运而生。

不知多少无名的民间大师来到敦煌大泉河边，经年累月经受着生活上的寂寞清苦，将经卷中的禅意生动再现于泥壁之上。古代人对现实生活、佛教信仰的理解及天国佛景美好想象的描绘，南朝陆探微、盛唐吴道子、笔才一二象已生的疏体画以及很多当时朝代所盛行的主流画风，在万千瑰宝因战乱、天灾、人祸而损毁消失时，却以这种姿态奇迹般得以幸存。美人窟中最泱泱大度的美丽中国人，释迦摩尼庄严的涅槃景象，就这样，借史小玉们的丹青风流穿越了时间洪流。

 

工匠莫学巧，巧必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管家婢。西斯廷教廷壁画成就了米开朗琪罗，米因长久的后弯姿势落下了永久的残疾，但起码是盛名传世；这些足以跻身伟大的艺术家的莫高窟画师们却不能因此改变卑微的命运。

这些未曾载入任何史册资料的创造者们，将一生的心血倾注在炫彩的壁画上，而谁又能把这些才华横溢的民间大师们 请到艺术史的台前来。

 

世界上最黑暗和最光明的地方，都在人的心里；而一灯如豆的洞窟中，正是这些民间大师们，无声无息地，将黑暗中的心幻化成绚烂光明的世界。

《敦煌》：第六集《家住敦煌》解说词（上）
   “这是个尚不为人知的暗室，我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三个星期，整理了这里全部的写本和绘画。”这是1908年的莫高窟藏经洞，不久前这里发现了数万件中古时期的文献，在这个发现即将轰动全世界的时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这里，带着上万件文献回到法国后，伯希和说，我没有放过一件主要的东西。
  这些主要的东西里有一千多年前的本以为失去的经典和历史，其中一个小小的卷宗记录了唐末宋初时敦煌人奇特的生活和难以琢磨的命运。
他叫曹元忠，敦煌节度使，当地人称敦煌王。这时的中原，唐宋交替社会动荡，但远在西陲的敦煌在曹大王的统治下，还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
  这是敦煌鸣沙山下的月牙泉村，骆驼一大早就得去鸣沙山上班去了，那儿的游客正等着它们呢。开车的这家人姓秦，家住在月牙泉村，秦家也养了两头骆驼，在鸣沙山下还有五十亩葡萄地。春天来了，他们来到地里给葡萄上秧，就是把在地里埋了一冬天的葡萄秧挖出来，让它们重新发芽。在这个沙漠城市中，土地因为稀少而显得尤为珍贵，人们要精心的浇灌它保护它。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
  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3257号文书就记载着在鸣沙山下发生的一场土地纠纷。一千年前，一个叫阿龙的寡妇，向官府递上诉状，敦煌王曹元忠亲自审理了这个案件。
  我们请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来一同解读这件文书。“现在我们正在展示”一千多年前发生在敦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寡妇阿龙为了要回她失去的土地，向节度使官衙提出了申述。‘阿龙，你为什么提交这个诉状？’‘大王，他抢了我二十二亩地呀。’”寡妇阿龙家住敦煌，她当年一个小小的案卷，成为今天各国学者，研究民间生活历史的重要文献。
“这个文书就像一个窗口，通过这扇窗，我们看到古代老百姓的生活，这令人振奋。因为我们本来对那些生活一无所知。”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文书隐含着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片断，他们想散落了上千年的耕图碎片，而专家就像高明的拼图玩家，一点一点拼接着敦煌上千年的生活史。
“你拿到的是图画一部分的一小块儿和这一部分的另一小块儿，然后又拿到一块儿，这些都是很零碎的，所以你要试着去猜想政府图画是个什么样子。”英国敦煌学者苏珊，把寡妇阿龙的故事，放入敦煌历史的大拼图里，仿佛激活了一千年前阿龙生活过的敦煌社会。
  今天的女性有着丰富的社会活动。而一千年前，敦煌的阿龙也能找到自己的社交圈子，这就是“女人社”，“女人社”是敦煌城里女性佛教信众的社团，她们定期到莫高窟里念诵佛经，供养佛祖。社团的活动会有定期公告，参加社团要签名登记。一个社团的女人要互相帮忙，彼此协助。而每个女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她叫牙坷和婆婆关系很差，这个婆媳吵架的隐私也被人记录在敦煌文献里，专家对这个文书很感兴趣。她婆婆批评她，她也是怄气不服气，睡那不起来，婆婆说叫你饿三天，饿了你自己就起来了，这个日子我真过不下去了，后来她就提出离婚，她一提出来离婚这婆婆巴不得的，这样的媳妇早就不想要了，你自己提出来离婚那巴不得。那好，所有房子里面的东西都归你，送给你，另外还再给你做一床被子，新被子送给你。就像送瘟神似的就要把她送走。
  她走了以后她自己也很高兴，“离开你这个死老鬼，我再去找一个我所心爱的一个人去结婚去。”但是这里面还是比较同情，就是可能流露出作者认为这个女子也不能光是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应该有她自己的想法。
  敦煌的女人追求独立的人格，在婚姻中有选择离婚的自由；但来到女人社，她们还是要遵守严格的规章制度，按时向社里交纳“费用”或供品。只有这样，将来女人社才会出钱帮她们操办一个体面的葬礼。并在葬礼上，祈请菩萨带领她们进入极乐世界。听起来这种定期付款，到期兑现的承诺，倒有点像今天人寿保险的意味。
  什么样的葬礼算得上体面呢？一千年前的敦煌人有种特别的观念。这幅壁画叫做老人入墓图。
这不是为去世的人举行葬礼，而是一位感到死期将至的老人来到坟墓前与亲人诀别，然后独自进入墓室与外界断绝往来直至去世。
  这两幅老人入墓图里，甚至还有来跳舞庆贺的人。为什么人还没有去世就要先到坟墓里等待死亡呢？这不是普通的坟墓，墓室里面装修成了佛堂的样子，老人希望自己可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诵经念佛，在安心修持中离开今生。
  当时佛教的一部经典认为，信徒在临终前与世隔绝，一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可以得到更高的修行境界，甚至可以进入极乐净土世界。可这个正在抹眼泪的女人仍然为离开老人的今生而悲伤。更多的信徒和她一样，就像我们的主人公阿龙还是在意着此生此世，春耕秋收的得与失。
  而多年前，一个来自游牧部落的人对另一种生活的选择，竟引发了寡妇阿龙的土地官司。
   “大王，这块地十一年前是我叔叔索进君留给我的。”索进君是阿龙的小叔子，有人说他是敦煌人，有人说他是吐谷浑人。他迷离的身世，使官府在十一年前错把阿龙的土地分给了他。寡妇阿龙的案卷，是由公堂上的官员记录的，几个当事人的供词，在今天看来成为一段段小故事。阿龙的小叔子——索进君，是这些故事里最生动的一笔。
  很多年前，一群从南山来的吐谷浑人到敦煌抢劫，还是小孩子的索进君被他们抢到了南山，从此再没有音信。当时的南山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祁连雪山，当时在南山地区聚居着一些少数民族，比如说，吐谷浑、吐蕃、羌，这些民族，那么他们有时候会跑到敦煌城来骚扰一下，大概索进君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吐谷浑人抢走的。
敦煌城的四周有祁连雪山，富庶的河西走廊，还有通往西域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原和西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聚居往来。

长大成人的索进君，突然回到了这个繁华的都市。没有人知道这个陌生人，是不是当年失踪的孩子。但是他献给官府两匹好马，请求从索家兄弟家产中分得他的一份。丈夫和儿子去世后，阿龙的土地一直荒芜着，官府就错把这片荒地分给了索进君，使他成了索家的户主。而阿龙的生活从此改变。
   “宜秋渠边上的那块地是我家到索家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我的名下。除了那块地，我们还有一些房产。我们结婚的时候办的很体面，如果要是没有这块地，我们怎么能够办到呢？”确实如此，索氏家族在敦煌是一个望族，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面权贵豪门传承权力，世家大族传承文化。在敦煌，张家有张议潮当过节度使，索家的索勋也当过一任节度使，他们和曹家也有姻亲的关系。
  阿龙虽然这个时候已经很贫穷了，但她确实和张家、曹家还有关系，所以记录这个案件的有一个证人叫做张盈润，他就是张家，他的身份是书手判官，说明阿龙在当地还是颇有人脉的。
  在敦煌想判断一个家族的地位够不够显赫就去莫高窟，看看他家的洞窟修建的怎么样。当时佛教在敦煌非常兴盛，人们在莫高窟修建佛窟，在里面修行打坐供养佛像，据说这样做可以得到最高的智慧和痛苦的解脱，给今生和来世带来回报和利益。
当年的人们把自己的形象和名字留在洞窟里为了彰显功德，而这些信息帮助今天的我们找到了曹大王家的洞窟，看到了他和家人的形象。洞窟就是寺庙的一种形式，当年像阿龙这样的百姓也可以在曹大王家的洞窟里念经拜佛。
  画匠把佛经教义变成连环的通俗的故事画，画在洞窟的墙壁上，不认字的人可以通过观看壁画来了解佛教道理。
  比如，这幅婴儿车的壁画是为了讲解父母报恩经，告诉人们要孝养父母知恩报恩。无量寿经中人刚刚转世到净土世界的莲花童子形象是用穿条纹背带裤的小孩子表现的。皈依佛门前要清洁身体，有刷牙的，这是洗头的，连上厕所也被画进去了。
“敦煌的壁画告诉了我们很多东西，那是当年生活的一种映射，因为壁画里面有很多人物，就是那些生活在一千年前的人物，艺术家们，敦煌的艺术家们绘制的就是他们当时的所见所闻。还有他当年认识并不了解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壁画看到很多过去的故事。”
  画工们为了表达抽象的佛经，创作时调动起自己的生活印象，把那些今天已经消失的难以想象的生活画面保留了下来。
  我们的主人公阿龙在婚礼中的妆扮就是根据敦煌壁画里那个时代女人的形象再现的。从现代的形象怎么变成唐代的阿龙呢？造型师杨树云给我们做了展示，唐诗中说“花面丫头十四五，就是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都知道满脸贴花子，花子有两种，一种是贴上去的，一种是画上去的，贴上去的叫贴花子，在敦煌壁画中间我数了一下，其中有一个妇女，她的脸上贴了二十三支花。”（未完）

在敦煌壁画里有一个女人的面颊上画了一对鸳鸯，这给杨树云带来了画腮红的灵感。“先贴上一个小鸳鸯，完了以后画上胭脂，完了以后把鸳鸯拿去了，我今天画的是蝴蝶，我已经把它更加时尚化了一些。”唐代女人腮红这么突出，面部轮廓这么大，今天看起来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在时尚造型师的眼里却有另一番理解。
   “脸型圆润，或者说脸型比较大的人啊，她的这个颜色的使用空间的氛围肯定要比小脸的人多一些，她在色彩表现力也可能会明显一点。特别是眉眼距离比较大的人，那她对色彩的表现力就很强烈。她很强调说，我这个颜色能涂出来的效果我给你展示看。如果你需要让她看起来比较饱满的时候，通常都会把这个腮红涂在脸颊上，更多运用的是色彩感，这样的话，第一给人的感觉比较饱满，第二就是健康感，很喜悦。”这种色彩和喜悦给造型师李东田的创作带来了启发。
   “利用了圆点的特点把眉毛去了，在四周画了这个圆点，由原来一边一个变成了单边的，用现代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去诠释古典的特点。”
壁画让瞬息万变的时尚，定格在一千年前。敦煌为何如此时尚，千年之前阿龙生活的城市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呢？“不同的民族都汇聚到那里的时候，就像一个城市一样，像一个城市，比如北京啊，纽约，伦敦啊…”“梳什么样的头，穿什么样的衣服大家都不以为怪了，就是见怪不怪了。”
“他们生活在一个繁华的大都会，在那里可以尽情地购物，有很多奢侈品，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非常优美的音乐和舞蹈，饭店里供应美味的食物，还有精美的丝绸，和国外进口的各种新奇玩意儿。在这里你能买到来自全世界的商品。”
这是今天的敦煌集市，它和一千年前完全不同。这里曾经云集了东来西往的使臣，僧侣和商队。官员们用马球赛来迎接贵宾，人们大笔的赚钱消费，筹备远行。市场上有专门的旅游业，有礼仪学校，翻译学校，可以请到职业的向导和驼队。
一千年前来往于敦煌城的人们为了追求财富和梦想路过这里，而今天，藏经洞和莫高窟名扬天下，敦煌城自己成了旅行者的梦想。敦煌城里的繁华，仿佛要使人忘却城外的大漠，那是个怎样的地方呢？风声如同鬼哭狼嚎，沙丘幻化成巨大的恶魔将渺小的生命吞噬，什么都不能支持人们踏上这条九死一生的路。除非有两种动力，就是金钱和信仰。
在阿龙打官司的季节，敦煌人正在为燃灯节做着准备。每年腊月初八敦煌的佛教信徒在莫高窟的佛像前燃灯来表现佛法的光明。

图.灯树
这是摆放灯盏的灯轮，也叫灯树。壁画上的灯轮有的有十来层高，整个灯轮上可以燃灯上百盏。燃灯节的时候，把邓论摆放在洞窟里，将各个枝杈上的灯盏点亮。人们燃灯斋戒，载歌载舞，供奉佛祖，保佑自己。
从远处看去，莫高窟每个窗口都闪烁着光芒，在夜晚的沙海里它像一艘巨大的船载着人们驶向心中的净土。
   “寡妇阿龙，什么证据证明这块土地是你呢？”“大王，这是我儿子留下的，这是当年我们把地租佃给别人的凭据，这个可以证明。”
阿龙的儿子曾把地租佃给别人的契约，是她拥有这块土地的唯一证据。但是阿龙的儿子过世了，由官府认定为索家户主的索进君回到了祁连雪山。现在，曹大王只能靠这张过时的契约来做最后的判决。这张契约在中国历史中显得太微小了，如同鸣沙山里的一粒细沙，轻轻松松就会被埋没或吹散。
不过，历史往往不按规则出牌，它竟被意外地封存进莫高窟藏经洞里，和珍贵的文献绢画一起，等待着千年之后的机遇。
   “她本来绝不会出现在历史的记载里，我们仅因为这次公堂记录而在历史中发现了她，这种文件保存下来纯属偶然，而这个记录就是偶然之一。”阿龙和远方侄子顽强地争夺着。真正引起事端的索进君却早已离开了。官府把阿龙的土地作为索家家产分给了他。而让阿龙期盼的春耕秋收、日复一日的耕作，在他看来却是单调和束缚的生活。吐谷浑人的游牧生活重新吸引了他。他随手把土地送给了远方侄子索佛奴，自己重回他心里自由的天地。
  夏天来了，月牙泉村秦家的葡萄开始抽芽了，一年的耕作开始越来越有希望了。
  敦煌人还吃面，阿龙生活的时代就知道，用胡杨树的天然碱来发酵面粉。在中国的西北随处可见大片的麦地。
这是从新疆出土的唐代的饺子和点心。新疆干燥的气候使得这些面点得以保存下来。
现在正在做的叫千层饼，因为里面层层叠叠的颜色而得其名。各种颜色来自各种天然的植物。大西北的色彩十分单一，满眼都是黄土和黄沙，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点，西北人喜欢把好吃的东西做得色彩缤纷。
秦家大姐今天做的是揪面片，古时候的人这样描述它，“馎饦如大指许，二寸一断，皆急火逐沸熟煮。”在敦煌的文书中还记载着一种特殊的面试叫浆水面，一千年前和今天一样，唐代的人们就用韭菜和芹菜发酵做成浆水吃的时候盛上一碗，再配上面条或者稀饭，酸酸凉凉的非常解暑。
在失去土地前这些美味也是当年阿龙的家常便饭，而她的下半生能不能重新吃饱穿暖就看官司的胜负了。“让他们给证词画押，再做判决。”“我们在文书上看到当时话画押的方式也是比较独特的，它是按照男左女右的方式，用中指的指节在上面画线，那么我们看到有阿龙的中指的指节线，这是我们最接近一千多年以前阿龙的信息。”这个信息留给了我们无穷的遐思。“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经历了那么多艰难的事之后还一直在挣扎，坚定地生存下来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阿龙的命运和性格，在敦煌学者的整理和想象中一点一点清晰起来。专家甚至为阿龙推想了她也许曾经拥有的婚礼。
我们再次回到鸣沙山下，正在那里考察的敦煌民俗学专家谭蝉雪将为我们解读阿龙婚礼的仪式和细节。“人们常说靠山吃山，你们看，我们这一对农家夫妇姓秦，他就住在鸣沙山的脚下，家里养了一头骆驼，因为敦煌有著名的莫高窟，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到这里来旅游参观，这对夫妇就用骆驼供游人玩耍，所以当年在丝绸路上跋涉的沙漠之舟现在成了敦煌旅游的赚钱工具。不光是现代，在过去的时候在莫高窟里面也绘制了很多精美的壁画，里面有婚嫁图，看，这就是当年婚嫁图中亲迎的马队。”

在唐五代的时候，敦煌有一个学者，他说“龛龛圣瑞接云霞，敦煌人民凭此活。这个“龛龛”就说的是莫高窟众多的洞窟，在洞窟里面供奉着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明清这一千多年的佛像，还绘制了很多很多的壁画。
佛教的教义是比较深奥的，有一部佛经叫做弥勒下生经，讲的就是在佛国的弥勒世界里面是多么的美好，人呢寿命是八万四千岁，女人要到五百岁才出嫁。怎么去反映这样一个内容呢，就用了人间婚嫁的场面，反映当年佛经的教义。
阿龙和夫君要拜堂的，这个房子叫青庐，是模仿游牧民族用毡帐和柳枝做成的帐篷，举行婚礼时临时搭在新娘家的院子里。这是唐代壁画中青庐的形象，青庐可以临时租用，不用的时候可以像伞一样收起来。
唐代的时候女人的地位不低，这里流行着再新娘家的青庐里拜堂成亲，拜天地拜高堂是男拜女不拜，就是新郎行跪拜礼，而新娘只要作揖就可以了。
在女家成亲，男拜女不拜，在十世际的敦煌非常流行，据说是受到生活在敦煌周围的少数民族的影响。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敦煌城来来往往，有人的梦想从这里开始，有人的梦想在这里沉淀，阿龙的愿望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阿龙想夺回的土地就在今天的这片鸣沙山下。春天挖出的葡萄秧现在收获了。秦家大姐摘的葡萄今晚就会运往全国各地。这里的土地今天仍然是人们的生活所依。
   “曹元忠听了双方的申诉，拿起笔来大笔一挥，做出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判词，他认为这个土地被索进君和他的侄子所取得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不可改变。但是阿龙确实很贫穷，而十几年来没有在这个土地上得到一点点的收获，所以他判决从此以后阿龙可以从这个土地上获得她自己应有的一份。那么从这个判词里面，我们看到曹元忠确实是一个很有性格的节度使，他判案有情有理，而且合法。那么曹元忠是归义军时代当节度使时间最长的，大概三十多年的这样一个节度使。在这个案卷上留下了他的亲笔判词，应该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公堂的官员把阿龙的案卷，连同当年阿龙的指纹和曹大王的签名，仔细粘连保存，谁能想到这个官府的例行存档，再次得到查阅和检验，已经是在一千年以后了。
2007年，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前往法国国家图书馆进行商谈，将阿龙文书的数字版图片购买回国。2008年4月我们来到法国，终于亲眼见到文书上阿龙的名字。
一千多年过去了，这件文书再一次展开面对着我们，这些历经千年，如今散落在众多国家的数万件敦煌文书里，到底还隐藏着哪些历史中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寻觅、探索？

第十集《守望敦煌》
这段影片记录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后重庆的那个令人陶醉的夜晚。多少中国人尽情地流淌着他们压抑了八年的欢笑和泪水。在这些蹦跳的人群里就有国立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段文杰。
　　战火余生，大批滞留在重庆的外乡人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而身为四川人的段文杰却告别了新婚的妻子，随着喧闹的人流，他要向北、向西，去他向往已久的敦煌，与神灵和艺术对话。
　　“并不仅我一个人，去的人是很多的。比如说张大千就去得很早的，他也到那去住，住了很长时间。许多人都去了。”
　　段文杰辗转了一个月到达兰州之后，听到的却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撤消的消息，在兰州他见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常书鸿对他说，为了研究所的生存，我必须去趟重庆，前途祸福难测，你千万不要等我。
　　1946年的冬天，人们在兰州街头经常看见一个卖水的小伙子，那是段文杰在黄河岸边翘首东望，他在这里已经等候一年了，他坚信常书鸿会回来的。
　　就是这个冬天，他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等来了被段文杰的执著感动得满眼泪水的常书鸿。
“到家了，伸手就可以摸到最蓝的天，低头就可以看到风沙吹乱的群山。”从那一刻起，段文杰再也没有离开敦煌。没有一天放下过画笔。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人称为“大漠隐士”，成为蜚声世界的敦煌学权威。
“我最喜欢的是，随便哪一幅我都喜欢，在洞子里头都亲近得很好。”
　　“你看从常书鸿先生创办这个所，来的都是一些画画的人，他都抱着什么想法，我到这儿来学习古代绘画。那么学习古代绘画的方法或者说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临摹。”
　　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全部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壁画临摹，和段文杰同时期到来的几位画家大多来自四川，和四川的雨雾天相比，敦煌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太阳。欧阳琳刚来的时候只有23岁。
　　“美丽的天空，白天太阳出来过后，只要有太阳天蓝，蓝得很，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个老工人他会种瓜，种的甜瓜，种的相当好。我们大家虽然是其他的饮食不太好，但是瓜果非常好的。”
　　如果说大漠的风情让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忽略了饮水困难、缺乏蔬菜的种种不适应，那么他们从事的壁画临摹工作也让人不再有与世隔绝的孤独沉闷。
　　“我一进洞我的精神就来了，里面有好像看不完的东西，什么都想看，我都需要。”
　　这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形象，让年轻的艺术家们神游物外。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此时的敦煌研究所开始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到1948年初，他们绘制了壁画摹本八百多幅。
　　“当时我们就临摹些小的东西，小的图案啦或者飞天啦菩萨啦，菩萨头像啦，当年就是临摹这些小品。”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
　　从1943年常书鸿带领着第一批志愿者龚祥礼、董希文、张琳英等十二人来到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又有自愿来敦煌的段文杰、郭世清、沈福文等八人；1948年，周星翔自费来敦煌临摹，史苇湘从四川来敦煌。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一批批年轻人的到来给敦煌带来了生机，给敦煌艺术的传承带来了希望。

“敦煌艺术的魅力我觉得在什么条件之下都可以处下去，就这么简单。”
　　敦煌的石窟艺术究竟是什么，在今天依然享受着智慧果实的人们自然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树开了这花结了这果实。又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这些艺术家前赴后继，甘愿相守。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日，很多敦煌人会按照他们的世代传统，来到寺院或者莫高窟朝圣礼佛。
　　这一天也是莫高窟聚集敦煌当地人最多的日子。敦煌城的老百姓有很多对佛教怀有信仰，这里面有这座城市本身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原因。
　　在佛教刚刚从印度进入中国河西走廊时开始，敦煌就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算起来，这座古老的城镇经受佛教的洗礼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了。
　　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地方之一，以及敦煌当时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佛教很快在敦煌生根发展。正是佛教的发展促进了一大批石窟艺术的产生。
　　从公元366年乐僔法师在敦煌开凿了第一座佛窟开始，到唐代已有一千多座大大小小的满是壁画和彩塑的洞窟。一个时代它必须要有大作，这个大作在哪呢？
　　“当时的画在寺院里面了，画在那个殿堂里面，当时肯定是有很多宫殿建筑，放在那个里面。然后就是寺院，然后就是石窟。敦煌是幸存的东西。”
　　这些被称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大作的壁画、彩塑，带给观者的震撼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那位曾经因盗取莫高窟壁画而臭名昭著的兰登.华尔纳在传记里写道，“神佛们是那样地高深莫测，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我会远涉重洋横越亚美来弄清楚他们的存在。着非凡的美已让我无法使自己带着批判的眼光从事研究。我并非佛教徒，但此时却领受了一次神佛的洗礼。”
　　自从公元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就一直牵动着世界的目光。人们很难找到还有第二个地方能像他这般凝聚着连绵的历史和不断中断的文明，像她这般让全世界的学者痴心不改并以身相许。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紧紧相随。
　　段文杰先生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在他模糊的的记忆里，记得最清楚的永远是洞窟，是他临摹的画。
　　段文杰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半生主要致力于敦煌壁画的临摹，后半生倾尽心血从事敦煌学的研究。他为壁画临摹定下的原则是：客观再现原作面貌，要突出原作的神韵，绘画技巧不能低于原作水平。他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2007年9月22日在为段老90岁生日举办的画展上，人们看到了他的身影和他的作品。就是这幅段文杰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于1958年和同事们临摹的上百幅壁画在东京展出，这是敦煌壁画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从此，日本源源不断的赶赴敦煌朝圣礼佛的旅游活动开始了。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著名画家平山郁夫说，敦煌保存着日本文化的精髓，是日本文化的故乡。
　　这里是北京国家图书馆三位来自英国的朋友正在给工作人员传授怎样用电脑技术修复敦煌的经卷。“这是我们来自伦敦的摄影师，他会给你们讲怎么做敦煌文献数字化，整个这个过程。”
　　近年来英国图书馆联络中国、法国、俄国等国家的收藏机构成立了国际敦煌学项目，它是利用高新科技把各个国家收藏的敦煌文书输入电脑，供世界各地的个人和机构使用，广泛进行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这些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书出自于敦煌藏经洞。
　　当20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一扇历史之门就在敦煌被一个小人物打开，王道士的偶然发现使石窟宝藏重见天日。他的发现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和它的历史王道士自己是浑然不知的。
　　1909年北京的一个胡同里，以罗振玉为首的中国学者们在全力以赴地抄写伯希和从敦煌拿走的文物，中国人抄写属于中国的经卷，作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悲凉可想而知。敦煌遗书的精华流失到了海外，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中国学者追寻海外文物的过程。
　　2007年11月10日著名学者王国维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正在纪念他在中国历史文化学术上的贡献。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和敦煌遗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老师罗振玉从抄写经卷的第二天就开始写《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的文章，首次公开向国人介绍了敦煌宝藏及发现的情况。
　　1911年的冬天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王国维跟随罗振玉举家东渡扶桑，在日本京都一住就是八年，他们闭门治学，埋首于敦煌遗书和甲骨文的整理研究之中。
　　“那是1912年以后的事情，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国际敦煌学的摇篮期的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有人说，要想做一部目录索引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网罗齐全几乎不可能。
　　1981年，一位日本学者在兰州作演讲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深深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灵。
　　1978年的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航程，敦煌学的早春天气终于来临。
　　198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石窟，问起敦煌文物研究所今后的打算，所长段文杰回答说，敦煌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保护，常书鸿先生带领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转到敦煌学的研究上来。邓小平说，外国人搞了几十年敦煌学，我们落后了，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
　　人们对敦煌研究院的几代领导人都有一个称谓，常书鸿被称为是“敦煌守护神”。“照相，来，我们俩照个像，老搭档。”段文杰是“大漠隐士”。
　　对这位看上去娇小的上海女性，人们叫她敦煌的女儿，她就是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
　　提起她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有很多钦佩也有几分惧怕。“这个樊锦诗就是七情六欲有毛病也有优点，但是工作还应该说是认真的，毛病也不少，就这么一个樊锦诗。”
人们称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不仅因为她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长度，更是因为她对敦煌投入的情感。樊锦诗说，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
　　在洞窟几乎天天能看见樊锦诗的身影，对每一个洞窟的壁画和塑像她如数家珍。“正襟危坐专心一致，然后呢特别好的表现就是说他笑。猛一看他并没有笑，仔细一看要我说他的脸上到处都在笑。他就妙在哪儿呢？微笑含蓄地笑，他不是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很夸张的，他的笑出自内心的。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眼睛略微有点眯，眉毛有点挑，鼻翼有点张，嘴巴两角有点翘。”
　　六年前，樊锦诗和其他三个同学跟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宿白先生来到敦煌实习，这位地道的上海姑娘却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实习期没到就离开了敦煌。
　　第二年毕业的时候，敦煌来北大考古专业要人，而且指明要去年实习过的同学。当时敦煌莫高窟将开始大规模的加固维修，特别需要考古方面的人才。在那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年代，樊锦诗再次选择了敦煌。只是那时候她并没有打算做一辈子的敦煌人。临走之前她和恋人彭金章约定好三年就回来，回武汉大学和他团聚。
　　“樊锦诗当时来说，三年以后就走嘛，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条件很差，很艰苦，武汉大城市嘛。”
　　说好三年就走的樊锦诗却没有走，对敦煌莫高窟来说考古学是个新课题，需要她发挥自己专业的领域很多很多。短短几年，樊锦诗和同事们一起对莫高窟早期北凉、北魏中晚期至西魏前期西魏后期和北周四个不同的石窟艺术发展阶段，进行了明确划分，解开了多年来早期石窟分期的疑团。
　　久等等不回来的彭金章决定去敦煌看个究竟。这次的敦煌之行，让他领略了敦煌石窟艺术的魅力，就是这样的魅力，更让他多了一分担心，樊锦诗不走，意味着两人只能分居两地。
　　“武大来了三次人，他们去了三次人，最后都没有结果，就是持久战了。”
　　生活条件气候条件，家庭里的这些困难，都没有使她回心转意变卦，樊锦诗这一待就是二十三年。二十多年的风雨，二十多年的坎坷，当年苗条俊秀的上海姑娘已经面带风霜，成为地道的敦煌女儿了。
　　“咱们总得有个归宿啊，当时她没又说这个话，不然咱们就打离婚，没有。”“对啊，他如果说你不到武汉我们就掰了，那我想我也乖乖就走了。”“她说反正我走不了，我说那不行就我走吧，真的，我说这有什么假的。”
　　1986年，相隔二十三年后，彭金章来到敦煌和樊锦诗团圆了。当时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彭金章在和同事们道别时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大家心里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重新选择一个工作，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彭金章到敦煌后，干起了老本行，一头扎进了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考古研究中。经过他的认真清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做废洞的数百个低矮简陋的洞窟，原来是当年僧人们修行的禅窟，和他们死后埋葬的地方，同时也是僧人和画工们的生活区。经过考古学家的手总是能还以历史本来的面目。
　　1983年8月15日，是中国敦煌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学专家的倡议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幕，苦苦等待了多少个春秋，中国学者终于在这一天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会，它预示着中国敦煌学的崛起。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为敦煌研究院，由段文杰担任院长。对石窟保护、美术研究、历史考古，敦煌遗书等项目分别成立了研究所。随后，全国也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的研究和学术团体。此后的几年里，中国敦煌学家跨出国门，先后出现在法国、日本、英国、俄国等国家的学术研讨会上。
　　1987年9月20日，敦煌学终于回到了她的故乡，“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敦煌学家汇聚在敦煌。当季羡林说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时，各国的学者报以长时间的掌声。季羡林先生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在佛典语言、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等领域有深厚造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研究学问这个一般不能分国界，物理化学怎么分国界，中国的物理，中国的化学那不是滑稽了。说学问呢是天下之公器。”
　　“我们有个优势就是我们是中国人，认识汉字认识汉语。这个外国汉学家他再高明的不会超过中国人，因为他的母语是另外一种语言。这一点我们是优势。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呢，我们研究佛教的专家跟敦煌学比较多，外国这样的一个也没有，这又是我们的优势。”“现在国际上研究敦煌遗书的人，敦煌遗书学者的人数，我可以说中国学者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如果说让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家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那么敦煌学家们有着更深的期望，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全人类来共同保护、继承和发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敦煌学终于迎来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为辉煌的时刻，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收藏都在中国陆续出版，一件件寻宝的时代结束了。
　　在中国的敦煌学者们致力于敦煌学术研究的同时，对敦煌石窟本体的保护敦煌研究院一直没有懈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投入巨资对莫高窟危崖进行了抢救性的加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洞窟内的壁画正在逐渐发生这变化。
　　“现在人们看到的壁画早已不是它原来应该有的色彩了。你们俩都说对了，那个崖面不是平的，有的时候是个弯的，你现在看，看那边，那边就弯过来了吧。另外，这个地方保护有三大问题，一个就是崖体的裂缝，一旦有裂缝，如果来点儿地震，它就震塌了。第二个就是水……”
　　莫高窟断崖顶部是一片平坦的戈壁，紧接戈壁的就是连绵四五十公里的鸣沙山，每当大风吹起，沙子平飞而来，沿崖顶斜坡像瀑布一样流落下来，在千百年的历程中，敦煌壁画被大自然风吹沙侵、阳光曝晒及人为的破坏，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各种的病害。
　　她曾经是那样的满腹才华身披着盛装的少女，今天，她老了，因为年老更有魅力，更需要人们小心呵护。没有人知道她的生命还有多久，也许一千年，也许一百年。
　　段文杰先生临摹的一个(莫高窟)130洞有一个都督夫人(礼佛图)，这个画现在看不见了，五十年代还清清楚楚的，虽然已经残破，但是，还是非常清清楚楚的。当时，段文杰先生根据残画给复原起来了。那么这幅画要是没有这个临本，没有这个画，谁能现在知道莫高窟还有这么一幅画。
守望敦煌，“守望”两个字，让人看到了坚持和无悔。在这片土地的下面埋葬的也是敦煌的守护者，他们爱敦煌直到停止呼吸，他们早已和敦煌融为一体，从不曾分开。
　　墓碑上的名字多么年轻啊，这些名字是：1964年来帮助工作的李仁章，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段文杰的妻子龙时英。
　　常书鸿，在敦煌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1994年7月，他的骨灰从遥远的北京飞回到敦煌，生前他和莫高窟终生相守，死后也要与莫高窟永远相伴。
　　还有毕可、窦占魁、许安、赵友贤……等等。每一个名字都和敦煌的事业相依相连。
　　雨过天晴了，就在墓地和莫高窟之间搭起了一座清晰的彩虹，仿佛要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在墓地的对面正是莫高窟北区僧侣们修行的狭小洞窟，它们也曾是当年画工们居住的地方。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的大师们，在画出了令后代儿女骄傲的不朽作品之后却终年居住在这低矮的洞子里，病了，伤了，老了，直到默默的死去。千百年来，他们的魂灵同样守护者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
　　2008年1月的北京，中国美术馆俨然就是一个别出处的敦煌。巨幅莫高窟景色的喷绘让人有刹那间的恍惚，产生身在沙漠之感，敦煌艺术大展正在这里展出。
　　2008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世界关注北京的目光里，更多的人走进了敦煌，世世代代有多少人从这里走过，又曾发生过多少故事，敦煌见证着这一切，敦煌石窟记载了这一切。
　　敦煌艺术，依然默默地穿越历史时空释放着耀眼光芒。

每次去寺庙，最爱看的是各种各样神态的佛像，一直惊叹佛教艺术的瑰美，心中一直疑惑是何人何时塑造了如此唯美神态安详的佛像？对于敦煌的向往，始于很多年前好朋友送给我的《文化苦旅》（窃以为这是余老师最好的一部书，其他都尔尔）。很惊叹新闻联播竟然给这个记录片做预告，心想这个片肯定不会太好看，呵呵。但是本片虽然讲得不够营养，画面因为追求唯美，镜头似乎不是叙事而是在朗读一篇散文，但是对于一个对历史知之不多的观众来说，止渴应该是可以的，期待更多国产的优秀的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