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

        曾经有人问我，学文学理论有什么用，我开玩笑回答说：“可以看懂文艺片”。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我毫无疑问地把它归入了文艺片的范畴，可能是我的文学理论修养还不够，因为对于这部电影，看了两遍之后，才依稀觉得自己略懂了一些。影片的压抑如同它昏黄的色调，一种老电影的历史厚重感伴随着令人心酸的情节舒展，然而，电影的主题——悲情，却是我用耳朵感受出来的，这是一部可以“听”的电影，我不想过多谈论影片的历史题材和政治意义（他们已经被充分谈论了），我只想就我直观的感受，代我的耳朵告诉你它的故事。

听缄默——无声世界中的温情与无奈
        影片的主角林文清，从八岁开始变成了聋哑人，世界对他是残酷的，“他是最聪明的孩子，也许是上天的嫉妒，夺走了他听力”，世界对他又是偏爱的，兄长们卷入黑帮官僚仇杀之中，他却因为身体缺陷，几次化险为夷。除了宽美，他是主要人物中最与世无争的，在那黑暗无情的世界中，无声甚至给他带来了一抹幸福与温和。与宽美相爱、结婚，有宽容的友爱，兄长的照顾，在文清沉默的世界中，无言的交流散发出淡淡的脉脉温情，同时也灌满了逆来顺受的隐忍。
        文清的存在就是悲情的证明，在光复后的台湾，做一个健全人实属不易，做一个残疾人，要在那个社会中默默生存、默默抗争生活，更是不易。他在家族中幸存下来，却为了家族悲剧的见证人，当亲人朋友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时，此时还活着的人将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份无声的沉默，比任何悲苦的陈述更具感伤力，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运用于文清身上，可以牵动任何人的心痛而不受语言、内容的限制，在这瞬间，那种隐忍中的悲歌拨动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回忆，发出心底的共鸣。
文清的相机，似乎代表了他的性格。以摄影为生的文清，相机只记录、不言语的特点也是文清的特征，他可以含泪吞下社会的不公与不幸，默默地活着直到那些苦难变成了他脸上那无奈而逆来顺受的表情，他是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无处反抗也无力反抗。最后一部分，文清为自己一家三口拍了合影，但这是他最后的记忆，他那时的表情让我想到了祥子，同样是在动乱的社会中，充满艰辛与无奈的生活，毕竟是要继续的。
文清的世界是陌生化的。与世无争的他最终还是卷入了政治事件。文清入狱时，他的狱友被叫去“开庭”，诵经的音乐响起，文清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穿上鞋袜，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没有一句话响起，只有陌生化的镜头，仿佛那些在下一秒即将逝去的灵魂在一丝不苟地做着高尚的事业，准备英勇就义。陌生化的无声镜头，正是文清的世界，直到他等来那两声枪响，和他的审判，不，他是听不见的，只能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
离开，是真的解脱吗？家族在兄长死后崩溃，为了躲避因政治事件而受到的追捕，文清带着妻子选择离开。站在车站站台上一家三口静默的身影，并没有向我们宣扬什么，只是安静的展示：离开后就能摆脱死亡的阴影吗？未来的生活将何去何从？
这样的安静，伴随着深刻的忧伤，腐蚀到骨子里，加深了初冬的寒意。

听故事——宽美柔弱而坚强的声音
如果说大哥和宽容的死、三哥的疯，家族的离散是时代悲剧的缩影，那么宽美的存在为这个悲情的时代添上了一抹温情。宽美的对话不多，但是她温婉的声线时时伴随着左右，贯穿了整部影片。一个恬静如水的女子，用她细腻的女性化的日记笔调，一字一句敲打在屏幕上，像黑底白字的诗篇，让电影充满了诗人般的忧伤。
文清和宽美的初次相识，是乱世中的一副唯美的画卷，宁静的山路上，“山上已经有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淡淡的美景伴随着清凉的寒意，宽美透着莫名哀愁的温柔声线，让我竟一时忘记了影片中的时代，一次永恒的邂逅，谁也不会去想接下来有多少苦难和心酸，满眼中只有对幸福的渴望。
如果说文清是悲情时代的忍声者，那么宽美则是这个时代的顺从者。宽美为文清“讲述”落樱的故事:“日本人最爱樱花那种在‘最绚烂时即不犹豫地凋零’的壮丽，他们认为生命就应该这样。哥哥曾经告诉我，明治时代，有一个女孩，从瀑布上跳卜去自杀，遗书上写着，我不是厌世，也决非失意，而是而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就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那时，好多的年轻人，都被这个少女的死和她的遗书振奋起来，那时，也正是明治维新，热情燃烧的时代啊。”虽然许多爱国青年把这个故事当作为国家献出青春的豪言，但是政治与宽美无关。从她淡淡的语调中，我只能听出她对于这种为樱花和即将消逝的青春的叹息，而不是愤世嫉俗的批判。政治的变动远离这个与世无争的女子，她的眼中只有人性的温情和永恒的希望，哪怕它虚无渺茫。日本殖民政府的撤离，在她眼中不是复仇的快感，而是与好友静子离别的心酸，她心中的人情味远远超越了现实，帮助她在黑暗动乱的时政下，得以永恒地保留着潘多拉盒子中的希望，这是她柔弱而坚强的生命中的闪光价值。
宽美的讲述很普通，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对于自己生活的描述。就像安妮日记，没有矫揉造作的成分，却散发出巨大的悲情力量。侯孝贤一刀不剪的共时性叙事，让那些想急切知道剧情的浮躁观众沉静下来，安静地倾听女孩娟秀的声音，一如她的字体。特别在影片的结尾，宽美在给阿雪的信中写道：“阿谦已经长牙了，笑的神情很好，眼睛很像四叔。有空来家里走走，九份开始转冷了，芒花开了。满山白蒙蒙，像雪。”如此贴近生活的一封家书，在我们对情节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像一个引子，把郁积的两个多小时的叹息与悲伤领了出来，可是那种平和的语调，又使我们把想要抒发的悲情咽了回去，只在心里默默回荡。此时文清被当局抓走，生死未卜，宽美却已经成熟了，起初她对于自然的偏爱还是因为涉世未深，以单纯的眼光去观察这一切而得来的，但是现在，经历了静子无奈的离开，哥哥梦想破灭的离开，文清的离去，虽然她眼中的景色依旧永恒美丽，在那种美丽的目光中却多了她对于生活的理解，对苦难的顺从。儿子阿谦在桌上爬来爬去，她慈爱地将他抱开，生活还在继续，生命在远离她，但是希望一直相伴，如影随形。
柔弱而坚强的女子，因为有了希望，有了如水的纯净与柔情。

听话语——来自各个角落的声音刻画社会
影片的语言是复杂的，闽南话、国语、日语，夹杂在人物的对话中，直观地展现出那个时代的悲剧，就像片中林文雄呐喊中的不平：“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经过多年殖民统治的台湾，日语已经和闽南话一样渗透进百姓的生活中，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却像一个外来入侵者，插入了台湾，带来的更多是不确定以及社会动乱、腐败的加剧。大哥、三哥的死，都是操着普通话的上海黑帮造成的，而文清因“2.28”事件的被捕，也是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派去的官员指使的。
影片中围绕“2.28”事件有三次广播。事件发生时，当局的态度是暧昧的，宣称事情很小，呼吁民众克制；可是郁积了多年的民愤早已接近爆发的边缘，外来的投机者入岛寻一份利，拉帮结派胡作非为；外来的国民党入岛求一份权，腐败专政血腥镇压。当事件扩大，当局为了作缓兵之计，提出了种种安慰本岛人民的措施。可是当援军一到，当局却立刻撕下了伪善的面具，对参与事件的社会正义人士进行血腥残酷的反攻倒算，宽容和文清都因为此事遭到厄运。在那样的年代里，爱国济世的青年们怀抱理想，可是却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绝望，在越来越多人选择隐忍的同时，因为有他们的坚持，才能保护更多百姓。然而导演并没有一味地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狡猾，他对于整个历史事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2.28”事件发展到后来，甚至变成了本岛人对外来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与驱逐。文清在火车上因为不能回答愤青们的问话，险些被当作外来者遭到殴打。逼急了的文清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一句“台……湾……人……”，那样嘶哑、无力，正如同本岛人民，在绝望的生活中喊出对“生”的希望，而这希望又是那么的渺茫。
桌子是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之一，投机分子和黑帮围着桌子进行交易，片中多次重复林家一起吃饭的镜头，桌子也可以成为宽美读信写日记的地方。导演对这些镜头都采用了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这正是文艺片让我难以忍受之处……全家人吃饭可以一直没有任何台词地拍上5、6分钟……），也许是为了让我们去体会这种沉默中的人物内心的希望，也许只是为了默默展现真实的生活，总之，在静止与沉默中，有一种悲哀蔓延。

听音乐——悲情催化剂
毫无疑问，这部影片的配乐是极其出色的。通过查询，我发现这部影片的主题音乐正是著名的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制作的。宏大的场面、充满东方色彩的旋律，赋予影片慷慨而怜悯的气质。在情节急转而下的时候，利用急促的鼓声或隐约的哭声作为音桥，连接下一个场景。在影片开始听到主题音乐时，还是一种全景式的震撼，可是当结尾复现主题时，它却蒙上了悲凉的色彩，正如同那个时代，有慷慨之士的豪言也有普通百姓的隐忍和苦难。
另外两段音乐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穿插，相较于宏伟的主题音乐，更能给我带来冲击。
在林家酒楼的二层，文雄和一群久未相聚的朋友共同谈论着台湾的命运，感慨祖国命运多舛。他们一同唱起《流亡三部曲》，一面疯癫似的借酒消愁。“‘九•一八’流亡，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知识分子寻根的情感诉求，不禁溢于言表。在楼下的聋人文清似乎也感受到了楼上人的哀歌，尽管他听不见，他抬头望着远方，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何时才能盼来安定繁荣的一天？生活终将继续，绝望独自蔓延……
影片中的历史题材可以在《流亡三部曲》中反映出来，而另一个主题——绝望生活中的希望，却是在《红蜻蜓》这首歌中反映出来的。当支撑人们活下去的愿望只剩下回忆时，那回忆中的脉脉温情让我们不愿放弃生的希望。宽美送别静子时，回想起日占时一段较为平静的生活。那时候她和哥哥、静子和她的哥哥融洽而平静地教书、学习，一曲《红蜻蜓》祭奠了美好但已消逝的岁月，优美的旋律如今却像哀歌，存在于永恒的过去。正如同我们对美好童年的回忆，是否也有这首《红蜻蜓》？
二胡和竹笛似乎天然是属于悲歌的，文雄的葬礼上，二胡的旋律掩映了家人痛苦的哭声，然而同样的音乐主题却在下一个场景——文清的婚礼上想起。导演总是把悲剧安插于舒缓的温情场景前，一悲一喜的对比，使得影片生活中好不容易出现的欣慰，变得更加悲凉，即使是喜事，也透着十二分的悲哀。

侯孝贤谈起这部电影，曾说他希望拍出的，是自然法则下人们的活动。作家阿城评价说这部影片“展现了个人在乱世中的选择”。影片开场的分娩场景，象征着阵痛中的台湾，一面是新生，一面是苦难。正直而有责任感的文雄，从耐心劝阻忍气吞声，到最终的爆发和死亡，悲情时代没有放过他；疯癫自私的文良，时代让他癫狂和沦丧；隐忍无声的文清，即使保持沉默，时代已然没有放过他；积极投身报国济世的宽容，最终消失于当局的迫害。只剩下甘于忍受，却还怀有一丝希望的宽美，一直守候着文清的归来。
这个季节很美好，也很悲情……

    题目好象很学术的.方言系统,或者说语言系统吧,但是我觉得方言,才是重点.

    《悲情城市》是我很晚才看的侯孝贤的电影。我感觉，对于沉重的历史题材，尤其是政治背景比重大的电影，是最近才开始接受起来的。侯孝贤说他不是用意识形态来拍这部电影的，而是以人为本，但是政治背景和历史，确实构成理解上的困难。反过来讲，这种困难和距离，又有着特别的韵味。

    对方言有一种新的认识，是从《阮玲玉》开始的。不同的方言暗示了人物的背景，在《阮玲玉》里更多的是出于还原历史的需要，联华的老板说的是广东话，阮玲玉和张达民说的是广东话，蔡楚生说的是广东话，街坊邻居自然是说上海话的。这些都是历史，这个电影的语言系统如此地混杂（加上还要来点英语），不仅给人真实感，更有一种魅力，30年代的上海因为这样的混杂的语言系统，充满了特殊的魅力。后来国民政府要统一语言，要求用国语，这当然是好的，方便的，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这种魅力。


    《悲情城市》里的语言系统更为复杂，方言的背后富有更多的涵义。老大是本土的，他的语言是闽南语，夹杂一点日本的作风，是真正没有离开过台湾的LOCAL人；老二是在上海混过的人，说的是上海话，打交道的也是上海人，做派自然也是上海的（老大看不惯他的做派，觉得是“感时髦”，这里面更多的有种对外来风尚的抵触）；老四是无声的，本以为这个人物设计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遁世的象征，不过他最后还是向往了进步和民主，一个听不见也说不出的人，自成一个语言系统——那就是笔述。这个系统是旧式的，白话和文言交错，半诗体的古典韵味。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语言系统；医院和女主角的语言系统是日化的，这是殖民统治的产物，也是产生身份矛盾的根源；老大的小老婆和他的跟班讲的广东话，两人的背景虽然不明，但是为这个家族本以混乱的语言系统增添了有趣的一笔。最有趣的是，片中的人物似乎并不为这种方言的混杂和交流的不便所困绕，甚至能够进行沟通。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前来接受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是国语的队伍（北方语言），这种类似官方的语言反而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弹，成为一种政府的标志和“他者”身份的代表。在《悲情城市》，国语与所有的方言（包括日语）都格格不入，是本地人最不能适应的语言。又因为官方的白色恐怖，造成了这种语言富含了一种威胁的意味。


     语言，成为辨别个人身份，甚至政治立场的重要象征。例如老四在火车上被盘问的时候，对方就是用日语试探他的身份，而他的“听不见”，他的“失语”不仅表现了一种弱势和无力，更加凸现了纠察队的荒谬。


     电影中的台词说谁愿意被奴化呢？殖民的所谓“奴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不就是语言的修正嘛。


     台湾受了50年的日本教育，许多人甚至不会说本地语言，只会说日文，这是丧失身份的第一步。现在的台湾青年，有许多崇拜日本文化，恨不能身为日本人的，这是文化的身份丧失。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最后在台湾还是成功地推广了国语，时间的力量~


     侯孝贤对方言很执着，甚至叫梁朝伟在《海上花》学上海话，也许对他来说，一种方言本身就是一种身份，身份如果不能确认，那么对角色本身就造成了损害。这一种执着，我看我们的国产片是很需要学习的，毕竟我们有着那么复杂而重要的方言系统。

一

夜风吹过黑幕下的基隆，岁月翻起的浪敲打月下的城。一个女人在生产，一盏灯在小屋中挂起，点亮一家人昏黄的的焦灼。

这是1945年的台湾，吱吱呀呀的收音机播放着日本全面投降的消息，女人的呻吟不时从屋中传出。而灯光幽明的小屋如海中的一叶舟，漂泊着一家人几十年动荡的岁月。

不多久，一声啼哭豁然划破黑暗，一个婴孩诞生了。孩子是个男孩，父亲林文雄为之取名光明。

夜色还凉着，天或许快亮了。孩子仍不时啼哭，窗外的墨色淡了一些，又很快归于沉寂。

这一刻，是一个家族悲剧的开始。伴随着婴孩初生的，还有我们将要讲述的一段故事。讲故事的人，叫做侯孝贤。

中学时候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一直不敢提笔说它，也不能说就真的看懂了它。常常会在脑子里想起一些情节和对白，体悟的是一份诗意的抒情和浮沉的怅然。年岁渐长，才评出其中不绝如缕的悲怆来，以及娓娓道来的对于时事的叙述和人生的解读。这部电影台词不多，想说的话却都在画面之外。

浩海中浮沉的是漂泊不定的台湾，孤岛上动荡的是乡愁不断的基隆，悲城里生活的是平凡普通的林姓一家。电影便是以林氏一家，串联起了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至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之间的一段历史。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国民政府于10月25日派行政长官陈仪接管台湾，宣布台湾重入中国版图。然而台湾本岛人民的生活，并不曾因政权的更替而一日转变。

太阳旗落下，青天白日旗升起；知识分子慷慨高歌《流亡三部曲》，孩子耳边仍悠扬响起日本的旧时民谣；收音机里播放着台湾光复的捷讯，宽美却温暖地流着眼泪相送日本女子静子；当政者换了国民政府，腐败混乱却比过去更甚，就像片中林文雄呐喊的不平：“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到了二二八事件，这样的矛盾终致爆发。

1947年2月27日，国民政府台湾专卖局工作人员，在一次缉私活动中打伤女烟贩林江迈，后又误杀路人陈文溪。28日，台湾市民举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却遭开枪扫射。民众愈愤，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镇压，伤亡者有近千到数万人的估计。史称“二二八”事件。

国仇与家恨，乡愁与愤世，温情与冷视，就这样复杂地交织，人们也说着台语日语上海话，憎恨杀戮或相识相爱。这便是电影的时代背景。

正如电影开始婴孩的诞生，生于黑暗，取名光明，为其接生的却是一位日本妇人，孩子一生的命运亦难如其名。导演侯孝贤讲述的是宏观视野之外的民间史诗，历史年轮下，是一代人逝去的诗意青春，硝烟吹乱的平凡人生，胡琴拉不断的秋意凉凉。

二

林氏一家四子。长子林文雄，主持家中事务，经营一家酒楼。有一女唤作阿雪，后有一儿，取名光明。文雄后被卷入三弟与黑帮的争斗，并最终死于赌馆之中。

次子文森，原本打理一家小诊所，战时被日本人征调去了南样当了军医。留着家中妻子苦等多年，从此了无音讯，终无所归。

三子文良，战时被征去上海，为日军作了翻译，等逃了回来精神却已失常。好歹痊愈，又与黑帮争斗，被人陷害，抓进了监狱。在狱中饱受折磨，救出之后疯病复发，成为废人一个。

四子文清，自幼聋哑，在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文清与小学教师宽荣为友，后结识其妹宽美，两人在静默中相知相爱，成为夫妻。文清、宽荣等皆为进步人士，二二八事件后共同从事革命活动。后宽荣被杀，文清随后亦被捕，死于狱中。独留宽美一人，抚养尚在襁褓中的婴孩阿谦……

编剧朱天文曾谈起文清这个角色产生的始末，一开始他们设想他是会说话的，但如此反不知如何着手，梁朝伟的国语又不甚好。一日谈话中，侯孝贤忽说，不如让文清哑巴算了! 于是林文清就成了如今这样一个无言的角色。 如今想起来，当初这样设计虽有些无可奈何，反倒成为一处妙笔，生出无心插柳的好处来。

当太多话语藏于心，最华丽的倾述便是沉默。世事无法言说，亦言说了一切。三个小时的电影泼墨出数十年无法风干的记忆，写不尽的家仇国恨，描不尽的乱世浮沉，文清则是这幅水墨上的一处留白。沉默的文清，是自身及他人命运的观察者；文清的沉默，则是生命的一份苍凉与沉静。

文清与人交流，常用纸笔书写。文清与宽美相识时，便是如此。对白化作纸笺上朴素清秀的笔迹，又化为了屏幕上黑白默片般的字幕，这使得电影有了一种文字的诗意，两人的交谈亦如涓涓流水，淡了愁，化了恨，留下的是内心的善意坦露，与人性的深处共通。

比如谈到文清童年失聪往事，谈到莱茵河上美丽女妖传说，比如看到逝去故友留下的诗句，一笔一划讲述的故事：明治时期，一个日本少女在樱花盛开时，自飞瀑下一跃而下。她不是厌世，亦不是失志，是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如就跟樱花一般，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她的遗书，给当时的年轻人整个都振奋起来，当时正是明治维新，充满了热情与气概的年代……

此时，文清与宽美两人相视，静美无言，字幕再次映出了同样的诗句：“同运的/樱花/尽管飞扬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

一如最初，两人相遇在九份山间的葱秀里，如黛远山，流年似水，虽不知以后将会经历怎样的悲苦岁月，但此刻吹拂过脸庞的，是一生微笑相忆的青春韶华。

三

文清也不是一句台词也没有的。火车上人有要抓他，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眼里惶恐，竭力嘶哑地挣扎出三个字：台-湾-人! 人没听清，举起棍子要打他，幸而宽荣赶到，对着打手大喊，他是哑巴你不知道？ 打手悻悻而去。

乱世如此，连哑巴都要逼着说话的。以至后来文清被捕被杀，其中的荒诞悲怆，愈发弥漫，方让人评出其中的无言来。

然而文清由于聋哑，始终站在混乱时事的边缘。对于台湾混乱时局表现最为直接的，则是身处其中的长子文雄、三子文良。两人的悲剧，是官僚黑帮争斗的牺牲品，亦是社会动荡的陪葬品。

文良是被乱世吞没的一叶舟。为求心中一己私欲，卷入黑道，盗印日钞、私贩毒品；却因时局的混乱至极，遭人诬告，被打致残。

而为阻止兄弟贩运毒品，大哥文雄卷入了黑帮的争斗。先是没收了文良偷运的毒品，又与黑帮请茶言和求一家平安，终因挡了黑帮财路，兄弟两人被以汉奸罪诬陷通缉。一番辛苦，虽救出其弟，但已成废人，文雄自己也终在赌场中与人夜搏，死于黑帮之手。肩负着家庭重担的大哥，就这样轰然倒塌，血泊之中，倒映着一个民族的伤痛。

一家四子，文雄文良这一脉，针砭世事，激浪翻涌；文森文清这一脉，则是天高云淡，静水流深。然而文雄被杀，文良疯癫，文森失踪，文清被捕。一家四子，终难逃家破人亡。

若在历史中寻一份答案，可看到那一个时代里，台湾本岛人与外来人之间的血痕依旧。孤岛台湾，飘零数十载，到了光复之后，日子却愈加水深火热。外来的投机者入岛寻一份利，拉帮结派胡作非为；外来的国民党入岛求一份权，腐败专政血腥镇压。 外来的国民党要说他们是汉奸，外来的上海帮认为他们挡了财路。本省外省，同宗相残。

他们苦苦寻求着对身份的一份认同，彷徨于命运的几经更迭，喑哑于语言的几度变化。是日本人，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祖国是什么，哪里又是祖国？世事几度变迁，却仍在血雨腥风中挣扎求活；故土飘渺难寻，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又将去向何方？ 对祖国的追寻，对历史的陈述，对家族的追忆，对人性的审思，电影的语言始终是白描的，不动声色的，却是淡然苍茫的烟云，凝结的是没有遗忘久久不散的永伤。

电影中，宽容、文清等人久别重逢，在一处酒家聚谈畅饮。聊到惘然处，一人开口低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众人相和，歌声渐起，慷慨一时，萦绕在小城上空。 然而家在何方，何处为家？ 只有漫天细雨迷蒙，久久不散。


四
     
侯孝贤谈起这部电影，曾说他希望拍出的，是自然法则下人们的活动。于是在他的一个个长镜头下，出生、死亡、相聚别离，都若隔岸观花。每每到了情节冲突之处，有人争斗或哭泣，镜头便会转向九份云海苍茫的远山。山路间弥漫着不散的轻烟，平和的叙述掩盖了潜流的暗涌。侯孝贤的长镜头便是这般，沉静淡然，缓慢不动，任你自由想象，作一个时间的旅行者，自生命之河一路回溯，寻一份对内心的自省。

这份镜头的不动声色，不免让人觉得冷淡疏离，而给予这份苍凉一份暖意与希望的，则是宽美贯穿始终的安静旁白。

“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云，带着父亲写的介绍信，上山来金瓜石的矿工医院做事。哥哥教书没空，叫他的好朋友文清来接我。山上已经有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日记式的旁白响起于九份的云淡暖日间，冷漠剖析一个时代脉络的同时，也温暖走入一个女子善良无争的内心。自那时起，一个家族的兴衰便在这低声述说中徐徐展开。而此刻，是温泉水一般的人生初见。

然而当樱花在雨后随风离枝，这一段邂逅相遇也在栉风沐雨中幻化为相濡以沫。穿越过幽暗的牢室，目睹了难友的鲜血，沉默的文清自觉走向了抗争之路；而在哭泣过了生离，煎熬过了死别，昔日澹然如水的宽美，也成为了贤淑坚忍的女子。

老大文雄已惨死，老三文良已疯癫，一个家已然分崩离析，落在记忆的却是一份最痛的平静。医院里，宽美产下一子，镜头再次转向九份的苍秀山海，镜头外是宽美静静的独白：“今天下午，听到新年第一次春雷，声势很大，一阵又一阵，像要把山跟海都叫醒一般。”

生即使痛苦，命不知何往，雨后的生命也还是有意义的。

故事的最后，这一家三口站在火车站旁，小儿抱在怀中，望着栅栏外灰雨里的海岸线，不知道他们能逃去哪里。这一份生命的尊严、隐忍与宽容，也还是让他们回到了家中，来到画着窗帘壁炉花瓶的布景前，调好相机，为盛装的三人拍下了最后的一张全家福。

再到后来，文清已被抓走，留下的人仍在平静地生活。宽美提起笔，开始给阿雪写信。

“阿谦已经长牙了，笑的神情很好，眼睛很像四叔。有空来家里走走，九份开始转冷了，芒花开了。满山白蒙蒙，像雪。”

浅浅低语间，让人唏嘘。

侯孝贤曾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个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

我并不是个热衷电影的人。第一次看到悲情城市，是九年前在纽约的小破艺术电影院，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侯孝贤是什么人，甚至连梁朝伟都没认出来，因为我记忆中的梁朝伟还是TVB的小鱼儿。其时这部片子已经拍成十年，可是美国四处都买不到，我只有到处打听放电影的场次，去各家租录像的店里找录像带，把它看了一遍又一遍，又推荐给每一个我认识的人，直到网上终于有了下载。

就像eloa mm说的，太喜欢的东西，反而不知道给它写点什么好。情绪如同电影里那样，极度沉默，在暗处爆发。只是无论在哪里，总会特别留意跟它有关的一切事物，所以我在詹宏志的书里，一眼看到了这段故事。

“那是民国三十九年，大陆已经解放，但四川轮还通行于上海与基隆之间；这时有一班‘时代的末班船’正要驶入基隆港，天色灰灰蓝蓝，基隆山城正下着毛毛细雨，进港的船只拉响汽笛，山城另一端则嘟嘟嘟嘟开进来了烧煤炭的冒烟货车，火车轮船同时入港，各自鸣着自己的笛声。船靠港后，码头上一片逃难的狼藉，携锅带盆，牵羊持鸡的扁担军队，紧紧抱着大小皮箱细软的逃难人群，到处人生杂沓，场面混乱；下船人群之中却有一个人（当时预想的演员是周润发），似乎务实与这个大时代的悲剧，他原是上海滩的黑社会人物，来台湾并不是追随国民政府或效忠国民党，而是来追讨一批被基隆码头黑帮暗吞的‘货’，他并不知道自己上了历史的最后一艘船，从此将被留在一个他先前一无所知的岛屿，参与了一个重组的时代，直到所有的人都‘安静’为止。而这艘船停开之后，一直要等到四十年过去，这里面一些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将以花甲白发之姿回到中国，并且一路号啕大哭到家门，不过，刚下船英姿风发的周润发，根本无法想象这些未来的事（谁当时想象得到呢？）。

“刚下船的周润发，无视于国难与流离，她另有家法要处理。他在码头上叫了一辆黄包车，车子往大街拉去，道路两旁骑楼之下是更多的逃难人群，他们栖身墙角，身边堆着各种家当，你不能想象人们会带什么样的东西逃难，有的人竟然还带着衣柜和等身高的穿衣镜，他们有的衣着讲究，有的则衣衫褴褛，但都一样狼狈不堪；周润发看着两旁潮水般的难民，胸中另有一番心事，黄包车拉着他在大路上愈走愈远，直到渺不可睹，这时音乐响起，片名压在街景之上，四个大字：悲情城市。

“没错，悲情城市，这是原来《悲情城市》的故事构想，后来侯孝贤为了把角色背景再研究得彻底一点，把人物角色的上一代想得更清楚一点，竟然不得不发展另一段更早的故事，也就是三年后真正开拍的《悲情城市》。”

我能说什么呢？没有周润发，梁朝伟口不能言，黑帮争斗与政治迫害都被压在市井人生之下的《悲情城市》，才是真正征服我的那一部。并不是说黑帮片便低劣；我也是看英雄本色长大的一代。然而面对那样的历史，那样的鲜血，发哥的风衣火柴枪法都变得轻飘飘的，只有那些普通、鲜活、沉静而坚忍的人，才能够有同样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