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河山之我家的女人

   看《我家的女人》，那感觉就好比在很想搔痒的时候却怎么也脱不下来靴子。鲁迅当年曾慨叹向秀的《思旧赋》刚开了头就煞了尾，很不过瘾，所以最近看这个剧我老是想起鲁迅，他充分表达了我的郁闷。虽然我绝不是为了进行艺术欣赏而看这个电视剧，我只是想看一看1980年的张国荣，可是呆扳的画面，不够火候的情节，使这个文艺故事距科教片仅剩一步之遥，张国荣为它蒙上的一层文学气息，也几近湮没在人物本身的懵懵懂懂与不解风情之中。

    但是，如果回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电视荧屏的风烟，《我家的女人》几乎是为数寥寥的不为收视率而生的作品，它给香港电视剧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那是香港电视硝烟翻滚的年代，不用说看节目，只看各台对艺员的争夺就已经很有娱乐性了，风行一时的“佳视”在电视台的混战中莫明其妙地败落和消失也折射出香港电视竞争的残酷。1980年还是香港长篇电视剧盛行的年代，也是武侠剧成为热潮的滥觞期，电视剧中广泛运用刺激打斗、紧张节奏和夸张手法已经成为争夺收视率的市场守则。在长剧、武侠剧、成长剧、复仇剧成为风潮的年代，出现《我家的女人》这种单纯寻找艺术感觉的电视短剧简直不可思议，它的制作者们很有视收视率为粪土的气概。

   《我家的女人》在香港那个日新月异的澎湃年代，突然给香港人讲了一个发生在民国时期中国南方的浸猪笼的故事，似乎暗示了香港和内地在文化上的血脉相连。故事在张国荣饰演的“景生”从省城学成回家时开始，又在从家离开的场景中结束，这中间他经历了重大的挫折：和父亲的小妾（美好）相恋，被发现后，美好被族人浸了猪笼处死。小妾的牺牲影射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内地的新旧两种文化难以兼容的碰撞，给当时的香港观众打开了一个历史视角。单元剧《我家的女人》属《岁月河山》系列，这个系列剧在香港开创了历史剧的先河。

    由于不是长篇剧，《我家的女人》缺少宽阔的空间来营造全面的人物性格、烘托现场气氛和制造经典场面。在狭窄的电视短剧空间里，一个天真烂漫的学生变成满怀心事的青年，同时另外一个美丽的生命很容易就消失了，一切像快餐一样结束。电视剧一开始，景生激动而仓促地走在几只鹅和一些呆若木鸡的村民中间，这次从省城回家，他完全被“民主与科学”、“人权”等新思想占据，好像还看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严复的“天演论”，总之，他被洗脑了。他不满意长辈的封建思想，他只和新来家的美好比较投缘，懵懵懂懂地相处了一段时间，可能他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怎么回事，美好就被装进猪笼投河了，电视剧结束。

    如此沉重的题材，灌入一个只有两集的电视剧中，难免隔靴搔痒，但是《我家的女人》努力地加入了话剧味和文学气息，这种想找艺术感觉的电视剧，在当时的香港是一次有勇气的尝试。虽然这些尝试带有斧凿痕迹，但可贵的是，它向人们证明，香港的电视剧也和任何一种文艺作品一样，有庸俗和高雅之分。

    《我家的女人》看起来就像一个艺术作品的初级版本，有醉生梦死的趋势却又浅尝辄止，很多地方流于粗糙和简陋，它的形式在很多地方没能为内容很好地服务。黄老爷家的居住条件，那简直可以叫人扼腕叹息：砖墙，木板床，吃饭还要坐条凳，寿宴每桌只有脸盆装的鸡肉。这些布景欠缺基本的美感，实在难以营造气氛，好似乡间采风摄回来的写实纪录片。主要人物处在被摆拍的状态，尤其是美好被叫去饮茶那组镜头，黄家人在茶桌前的姿势十分僵硬，把封建家庭等级制展现得过于直白和袒露。至于景生和美好的关系，基本没有铺展开来，有被扼杀在摇篮的感觉。美好在被浸猪笼前，没有任何关于心理活动的展示，傻呆呆地就进了猪笼。

    关于《我家的女人》稍欠火候这一点，我猜张国荣可能有同感，他曾试想过美好浸猪笼前在自己的胳膊上狠狠刻下“景生”二字。
  
    2002年，他跟朋友提起要重拍《我家的女人》，并在同年5月为此事去找过徐枫。之前，在为香港中文大学做的演讲中，他说，《我家的女人》是好戏。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多，他几次提起《我家的女人》，就仿佛在向艺术致敬。

     在一篇魏绍恩写于1980年的文章里，他说到张国荣，大意是，张国荣是那种可以随口颂出莎士比亚的古英文名段，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到现实中的人。看《我家的女人》，我感受到了他这样的气质，那是一种迥异于现实世界的梦幻气质，并且他追求梦幻，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后来的20多年沧桑岁月中，坚守了这种气质。《我家的女人》中，看他写出的“天演论”、“进化论”那些字，真是一点也不觉得吃惊；在他去找美好说话之前，站在厨房门口故意摸了一下自己头发的那个动作，换做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或许他当时还没有多少表演的经验与技巧，但《我家的女人》证明了他是天生的演员。就像《我家的女人》在各种形式的限制中努力融入文学感一样，张国荣也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做到了一个能及的极限。

    可能在电视剧中，艺术从来都是戴着镣铐跳舞，《我家的女人》勇敢地担当了这样一个舞者，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张国荣这个梦一样的舞伴。那还是张国荣的青涩年代，但是香港当时已经有人在该剧中惊奇地发现他蕴藏的潜力。看了《我家的女人》，我不再惊诧他后来的《胭脂扣》和《霸王别姬》，有种绝尘的气质，原来他早已具备，哪怕是在他还没找着北的时代。

    《我家的女人》的制作者是香港电台电视部，这个单纯的制作部门由于受香港政府的扶持，没有收视率的压力，在那个时期曾经尝试着制作了重视艺术感觉的电视剧，包括《沙之城》、《屋檐下》和《我家的女人》。在这些电视剧中，香港电视固有的东西不那么显著，公式化成分较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多元化的因素，容易引起人们的深层关注。当年的香港电台电视部，聚集着一批有责任感的文化精英，那个找到张国荣出演《我家的女人》并说服他剪短头发的编剧，就是后来赫赫盛名的李碧华。如果站在收视率和人气的角度很俗气地考量一下，张国荣完全没有必要出演这个剧，但是他同意了。这部剧当年在国际上拿下多项大奖，包括一个演员表演奖，但是他没有因此走红，之后的几年，依然是他风烟蔓草的岁月。
  
    《我家的女人》是在空间并不宽阔的电视媒介中进行的一次艺术性尝试，这是它的价值所在，同时，它也是张国荣艺术气质的端倪初露，这是它的看点所在。这是张国荣拿到生平第一个表演奖项的作品，他深以为荣，恋恋难忘。

    那是香港电视剧时代的风尘年月，也是张国荣年轻时代的烟尘辗转，然而“桃源一向绝风尘”，风尘年代总有人在坚守自己的家园。所以在今天，可以有一部并不完美的短剧能像小溪一样在我们心里安静地流淌，所以可以有一个人让我们遥遥地回望。

    玉阶空伫立，长亭更短亭。

 
 

1980年的片子，讲1920年的事情。辛亥革命过后的乡下地主家，聚齐了各式各样的人。守在家里的老爷太太，从省城返回的小少爷，卖身做侍妾的茶墟女······擦不出矛盾，实在不可能。影片的叙述方式直白沉郁，但没有特别突出的矛盾冲突，若不静心观看，会觉得单调无聊。这是它的缺点，也算是优点。我想这一系列不是为商业而生，同时期香港影坛“79浪潮”的作品是开始注重市场的。但要说艺术，又差些颜色，处境有些尴尬。

只能找到黄敬强导演零零星星的资料，他所导演的基本是这样带有历史沧桑意味的作品。刚好来了个喜欢在时光里凄迷爱恨的女编剧，这部作品就此开始。

不过这个剧本放在今时今日也有可讲的东西，如果再经加工，能成为更好好的作品。这是李碧华早期写的剧本，她的个人风格已经展现。她钟爱传统的戏曲，老爷做寿那天戏台上演着《西厢记》，红娘正说着私会牵线之事。她喜欢信物，二少给小奶奶买了个嫦娥奔月的公仔，小奶奶以后不也想着要奔月。她设下的伏笔细腻巧妙，赌博的人、打更的人，后来都推动着故事的大方向。她喜欢提“命”，算命先生的神机妙算也没法让小奶奶逃过劫数······而我们，有幸从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中认识这位行踪神秘的女作家，想象着她，还有她书中的梦，看着她的文字和光影碰撞出一个又一个世界。

不知道是怎样的机缘，《我家的女人》是李碧华和哥哥的第一次合作。不知李碧华第一次看见哥哥时有什么感觉，或许并没太多感觉。谁又能想到，两位以后的合作能留住这么多芳华绝代。哥哥同李碧华说过想重拍《我家的女人》，虽然暂时不能实现，留着这隔世的信物总会有新的缘分。

多年过去，每个人的生活都在继续着。但有某个交集点的人总会在相同或不同的时间点驻足，抬头看看天空。星星眨着眼地闪，但不够亮，月亮虽有阴晴圆缺，但恒远常在。嫦娥对着月华清清静静，悔不悔不是我们能够猜想的。

       近来，开始习惯于趁夜深之时用一部部老电影来送眠。看着由那些旧风景、旧物件、旧人事、旧心情所展现出的旧时光，总还是叫人安心的。
    今次选择的是33年前的一套系列电视片中的一部，《岁月河山之我家的女人》。我想，这部片子如果不是因为李碧华和张国荣这两个在后来大放异彩的名字，今日是不是还会这么容易地就能找到如此清晰的片源和细致的字幕？大概也早和这套系列里的其他片子一样陷入过往的尘埃里，所有为这部片子付出的努力和心意也就不值一提。世间的一切大抵也都是如此现实而真切的，纵然今时的网络多么便捷，好像轻易就可以拾起多少遗落的旧时光，但就如有些人去了便永远不会再回来，那些拾起的旧时光身后又有多少更多更为珍贵的日子就这样永远地陷进去了。
    大概也正是因为李碧华加张国荣这样的组合，才会生出最初的错误估计，以为又是一场醉生梦死，又是一次情长交错，总不过是那种深沉而疏离的情感体验。却不料呈现在眼前的竟会是一幅幅写实的水墨画，片中大量的风俗场面表现细微而具体，大到拜山祭祖这样的大场景，小到一家人饮食居住的礼仪细节，均是一丝不苟有板有眼，而且是真实可感的，黄家的摆设虽然古朴但呆板，大概就是那时那地那样的人家会有的摆设，寿宴便每桌抬上一盆白鸡肉，吃喝时还可看见一个小孩蹿来蹿去，请来贺寿的戏子也并不唇红齿白的一看就是贵族戏子的样子反倒乌七八糟的像一锅大杂烩，演员们也大都自然而淳朴，女主角虽然眉目清秀相貌端正但也是田间地头可能遇到的那种漂亮女子，偏偏如此，再配上四周自然应和的风景，旧时特有的物件，和隐隐响起的《二泉映月》的配乐，一幕幕地流转起来，便有了水墨画般的意境和情意。
    在这样的情景中，整个故事讲得略为平淡，人物形象和情感历程也并不明显，缺少了该有的戏剧冲突，但却格外有了一种生活的真实感。男女主人公懵懵懂懂地相识，又懵懵懂懂地相知，再懵懵懂懂地分离，一如我们大多数人也不过是在懵懵懂懂中过活，还未曾看得清许多事情的个中缘由而那件事便已然成为故事。还有，男主人公面对族人对女主人公进行罪责时在一旁低下头颤抖得不发一言，女主人公被浸猪笼之时一脸的困惑和惊惧，以及那无处不在的看客，都无疑是贴近于生活实际的，他们再怎么不满再怎么不愿，也只不过一个到省城读了三年书，一个钦羡着读书识字，但终究还是属于那个旧体系的，所能做的最大的反抗也只能是偷偷地教学写字，悄悄地互诉心曲，甚至连私奔的决定也只不过是逼迫无奈而不得不作的选择，他们充其量只是先一步的发现者而并非反抗者，最终也只能屈服于这种人为的命运；而那些看客在观看甚至参与了这一场乡村伦理悲剧的同时，可会想到自己也会被别人透过历史的镜头来作为被观看和思索的对象，同时也成为了那个乡村伦理悲剧以及旧时乡村体系中最为黑色幽默的一环，关于这一点印象尤深的是片中贺寿情节里那些本应是在台上被人看的戏子们在台下发生因所谓的“捉奸”发生骚乱的时候也忍不住探出头去张望的情景。
    由此可见，这部电视片虽然相对短小，但却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岭南乡村体系，与鲁迅笔下的浙东乡村、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乡村、台静农笔下的皖南乡村以及萧红笔下的东北乡村有呼应之势，虽然各地风俗人情不尽相同，但共同体现了一个东方古国遗留下来的封建渣滓。而这样的一部电视片，是由香港八十年代初的一帮文人和电视人创作出的，似乎由此也可体现出部分香港人在香港回归尚未有定论之时对中华传统批判和继承的觉悟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