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都

阿芳和男友结婚之计发现自己十年前为了十万块假结的婚因为中介被抓没有离婚，极力弥补却仍然被男友发现，男友本就很冲动，虽然勉强和好，但控制欲作祟，打开了阿芳的位置共享，找不到阿芳就开始短信轰炸。在结婚和婆婆这些生活的鸡零狗碎之中，阿芳终究还是崩溃了，不再一味勉强沉默，开始反思反抗结婚真的就好吗？ 年纪大了该结婚了，再不结婚就要错过最佳孕龄，谈了这么多年差不多该结婚了，说起为什么结婚很多都是因为这些。那究竟为什么结婚才是对的呢，才是让自己开心的呢？究竟怎样才能得到自由呢？现代人最喜欢的一句话来激励自己，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本质后仍然热爱生活。那么结婚也应该是认清这个人的本质后仍然愿意和他一起面对生活，但，认清，这两个字说起来太过容易了，人当下的感受太容易变了。也许没有假老公的出现，阿芳仍然会和男友吵架，但也许就这样过下去了。也许没有那个孩子，假老公仍然会放弃自由，但也许会更久，也许阿芳晚去福州一刻钟，就会发现男友又买了龟回来，之前狂轰滥炸是因为在乎。人生就是这样，最后总会落个谁知道呢。人生的契机太重要了，但谁又能知道契机在哪，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没有最优解的，所以抛开那些权衡利弊，跟随自己的多巴胺选择，人生本就无法圆满，能落个心甘情愿已经实属难得。 ps:其实很羡慕阿芳的男友，对生活的不满可以宣泄，不用妥协，对生活的不如意也能找到释怀的理由，简简单单，不去想为什么，喜欢阿芳就去结婚，不喜欢阿芳的短裤就直接扔掉 （当然这样牺牲别人感受的事情是不对的），之所以羡慕不是想成为他，而是我已经很久不敢“为所欲为”，对朋友，对同事，对亲人，谨慎周全。总说生活无所谓对错，但时时也会检讨自己这样面具会不会太厚。

3月中旬，日本大阪疫情开始蔓延，大阪亚洲电影节在极其微妙的局面下，放弃了电影节最重要的Q&A环节，依然如期展映了所有电影节的参赛参展作品。而更加令人感动的是，很多导演在没有Q&A环节的情况下，依然来到大阪。从去年年末开始引发热议的香港电影《金都》的导演黄绮琳就是其中一位。我们有幸在大阪和黄绮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话。以下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采访首发于日本媒体“映画.com”（部分）转载请注明）~~~

“电影里面有拍到我的家”

首先想问您【金都】这部作品的制作背景。

黄绮琳：因为我从小就住在金都商场对面，就小时候看到商场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裙子啊婚纱，就会想说长大之后要穿这个结婚什么的。但是当我长大了到了20多岁左右，身边的朋友都开始结婚了，然后我就给姐妹们当伴娘，就觉得结婚并不是那么的梦幻，美好的一件事，然后就开始想说为什么人要结婚呢？为什么到我差不多三十岁的时候每个人都问我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除了结婚，一个女人不是事业有成的话她还能干嘛呢？她是不是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呢？所以我就，其实也是一直对结婚这个题材很有兴趣。我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不知道原来结婚和爱情有关系，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人，他们从来不会在我面前拉手啊亲嘴，我是一次都没看过。所以我以为想说，我就5，6岁的时候问妈妈说，我什么时候可以申请老公，我以为是政府派给我的。然后那时候才知道，哇，原来是和爱情有关系嘛，我完全是很惊讶，所以我觉得结婚这东西也是挺有趣的，所以很想自己第一部电影就说一个我一直有兴趣的题材。

想请您为日本观众介绍一下金都这个地方

黄绮琳：金都商场其实在香港差不多90年代左右就有一个主要围绕结婚主题的商场。那结婚主题的话他们什么都有，比如说喜帖啊，婚纱啊，礼服啊，结婚的服务，什么都有，有三层，地下还有一层，总共是四层，然后上面就是一个住宅，住宅也是很多不同的公司会在那边开，比如像说上面有一个侦探社，然后也有一些中医馆，就整个金都商场旁边也有一个中港的旅游巴站，所以整个地方是很混杂的一个有趣的地方。然后他婚礼主题那些服务也不是那种很高档的，他是那种很平民化很便宜的一个价钱，所以很多香港人他们结婚的话就会去那边看，就好像一个展览会这样子。

然后您从小就是在那边长大的还是经常会去那一块？

黄绮琳：对，其实在电影里面有拍到我的家，就在它对面，那个联合广场，就两边就是两个霓虹灯，就是在对面，所以我其实那个剧本我是看着金都商场的那个牌一边写的。

这部电影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剧本的？

黄绮琳：在2017年的5月，就是我刚刚30岁的时候开始写的。其实就是30岁生日那天就觉得哇，我人生好像很失败，这个时候还没有结婚，然后电影也还没有拍过，然后就起床就写了。写完之后再拿去参加那个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然后就开始拍。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当年12月就公榜，所以整个大概写了半年以后，拿了那个基金之后再改，我们就在2018年的11月就开拍。

这之间有没有和周边的朋友啊和我不知道您学校是什么样的，和老师有过交流吗？

黄绮琳：剧本上是拿了那个基金，得了奖之后才跟他们交流，有跟我的监制，我的一些编剧的前辈去给他们看剧本，也挺多前辈有给我意见。

剧本是申请的时候，您交上去之后，得了奖之后，还是可以再进行修改的是吗？

黄绮琳：对对，其实也修改的，整个主题没有变，整个我想表达的没有变，但是里面的剧情有一个最大的改动就是我把里面本来有的侦探社的一条线拿走了。因为本来想说上面刚好有一个香港侦探总会，那应该要把金都商场这个特色也写进去吧，但是写完之后就觉得，一来是我那天取材提问他们说侦探社不是可以公开他们的工作范围的，所以我没有拿到资料。另外就是我写完之后觉得很像日剧，就比较具有戏剧性，所以觉得跟我整个风格有点不搭，就拿走了，所以里面本来是侦探去找杨书伟那个很大的剧情就没有啦。

“离婚率这么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结了婚，所以才会离婚”

您刚刚也说到戏剧性，然后您之前也说到那个关于婚姻的问题。这部作品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您在婚姻与幸福之间这种描写相当细致，而且这种细致不是那种戏剧性的，就是刻意去营造这种浪漫或者什么，就是很多应该是属于浪漫的东西，您都藏着没有很刻意的去描写，包括阿芳和爱德华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您几乎没有怎么去触碰，好像是现有已经存在的，然后是之后他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个方向，是围绕着那块故事展开的，这是不是您在创作之前就很希望营造出这种氛围进行拍摄？

黄绮琳：因为我觉得很多爱情电影都是写追求爱情和爱情很甜蜜的一个时段，但是对我来说我很长时间，其实我常常是有跟不同的男生拍拖，也不能这么说，我有长时间在那个关系中，现在没有，然后就很长时间我没有跟电影一样在一个很浪漫很甜蜜的状态，我是完全没有的。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觉得我是处于一个分不了手的状态，是出于一个生活跟关系有很冲突的一个状态。所以对我来说，如果我想讨论男女关系的话，我觉得那一部分才是最大的我想讨论的。

非常直接的去描写这方面的矛盾，以及真正的爱情是什么这一块是吗？

黄绮琳：对，我也很好奇其实是只有我是这样还是说其他人拍拖都很开心，是我自己麻烦，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部分是被忽略了，在其他的电影里面没有看到很多。

这方面我觉得导演在描写方面特别纯粹，其实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不一定是那么纯粹的，很多人结婚没有多少时间就离婚了，现在国内这类事情不少，很多婚姻甚至不是双方决定的而是周围的人制造出很大很大的压力，造成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导致最终婚姻的破裂，您怎么看待现在这个社会形态？

黄绮琳：其实香港的离婚率也是蛮高的，越来越高，我也是很多朋友他们已经经历过结婚离婚再结婚，我还是一次婚都没结识比较失败。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大家可能是对于结婚这个东西的看法很多时候都没有共识，究竟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有人觉得他是一个承诺，有人觉得他只是一个法律的制约，然后有人觉得他是一个爸爸妈妈叫你做就做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也可以说很简单，但是对我来说他是，因为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对他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你很多人告诉你去结婚然后你结婚了，然后你发现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就会离婚，所以离婚率这么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结了婚，所以才会离婚。

就是没有从根本上去理解结婚这件事才导致了很多问题。

黄绮琳：对，结婚是什么没有想清楚。

“这个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自己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影片中另外一个主题，或许就是“自由”。影片中也说到了很多身份的问题，但其实很多人身上的问题，其实和自由活着身份什么的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和他自身有关。

黄绮琳：是有，但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本来我想写剧本的时候纯粹是想写一个你们不要逼我结婚啊，你们结了婚很厉害吗？我就是要自由啊。本来我的计划是我拍了这电影经常的观众看完之后，一出去就要离婚，我要写一个这样的电影。但是现在没有，因为拍完写完之后，我自己有一点看法不一样。我觉得其实所谓自由，您以为结了婚没有自由，但是其实自由这东西不光是跟婚姻有关也跟你生活有关，或者两者都没关，是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去看待生活怎么去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自己创作者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去年颁奖季的另外一部作品【别告诉他】里面的台词也说到，中国现在这么的好赚钱，那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其实很多在这方面大家或许都是一厢情愿是觉得美国更好，但是美国对他们而言是不是真的好，他们没有去深层次的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感觉好多问题也许就卡在了那里

黄绮琳：对，所以其实也没有说什么地方最有自由，就是一个怎么的人要选择一个怎么地地方去生活。我刚刚也在飞机看了那电影，挺好看的。

这次影片中谈到了假结婚的问题，因为我是十几年前来日本的，然后日本其实也存在着假结婚的案例，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到这里和日本人结婚，然后为了那一张签证，然后可以在这里生活。

黄绮琳：我也想来（大笑）

这种事例很多，这次您拍摄这个故事有做过一些调查吗？

黄绮琳：本来其实只是很纯粹的，因为我在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念那个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的很多朋友，应该是说我那一届的导演班全部都是中国来的同学，然后其中一个关系比较好的男生，他就问我说要不要跟他结婚，因为跟他结婚之后他就可以不用念，就直接可以留下来拿香港身份证。那时候我就想假结婚这东西对结婚来说有一点讽刺。就说如果我喜欢那个男同学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真结婚了呢？但是如果我收了他钱是不是就假了，那么这个真假的定义是什么，我就开始想。所以我在想说要拍一个结婚的电影的时候，我也挺肯定自己要用假结婚这个题材，然后我就开始去搜一些新闻，就几年之前香港很多新闻也有说很多假结婚的后遗症开始出现，因为10年之前香港确实很多中国内地要来香港的人跟香港人假结婚，然后隔了差不多十年之后那个问题出来就是找不到假老公找不到假老婆要他们结婚才发现，就跟电影一样。然后我就在搜索的时候，不知道那个电话是不是有监控，我收到两个信息，一个是在line，一个是在微信，就想说有中介问我要不要赚钱去结婚这样，我就发了个信息回了他说我有兴趣，然后就用了阿芳的资料，说我二十多岁什么什么，然后就跟他去拿那个资料，然后他打给我我也跟他谈了两次电话，真的问他这个流程是怎样，到第三次我说其实我不是有兴趣，我是一个编剧我在写一个电影，然后那个中介就屏蔽了我，就没再给我联系。然后我再通过其他朋友，他们有接触过这类案例的人，再拿资料。

做了很多资料创造出这个人物吗？

黄绮琳：对，那个人物其实很像我自己，只是中间那个假结婚要办什么婚书啊手续那些要调查一下。

假结婚那块现在香港还有吗？或者说是不是比以前少很多了？

黄绮琳：我觉得是，中国来香港应该减少了很多，因为我电影学院全都是内地同学嘛，其实他们每一年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们讨论的都是拿不拿身份证，其实在香港的情况好像是不拿比较好，就13，14年左右，然后过了几年就是可能可以申请一下吧，然后就是不，现在情况不好，所以其实我也挺了解他们对香港的看法，他们好像杨书伟一样，要不要去又不想去想去，这个心态其实我觉得也挺像我电影里面的。

这其实也是无法逃避，或者说您想逃避但又会不自觉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些年香港一系列的变化，对您自身有什么影响吗？

黄绮琳：这个电影如果是现在拍的话肯定是故事不一样了，太子也不是这样了现在，所以我怕里面有一点过时，剧情和中港关系都有一些过时。然后其实变化很大，我其实自己拍这个电影之前我31岁的时候拍，是完全没有想过要离开香港。然后18年的11月开始拍，到我们差不多拍完全部就是19年的5月，然后之后世界不一样啦。可能是那个变化比较表面化出来了，那个问题一直都在，只是把他表象化了一些。所以现在很长时间会想一些自己的将来会怎么样。我就也挺阿芳的，吃完那个福州面之后我要去哪里了，我下一步要怎样，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除了香港现在这样的情况世界现在这样的情况之外，也挺大关系是因为我爸爸在19年2月的时候走了，他离开了之后我可能会觉得我现在好像没有一个责任再留在香港，好像这个世界什么地方也可以试试去看一下。所以我就觉得有很认真去想我自己其实是不是要离开香港一下去其他地方这样。

是的，很多与其说是住在哪里去哪里，还是要我自己今后考虑一下更好，所以您选择要来日本学习？

黄绮琳：对，拍完这部电影很长时间，除了三个月在日本之外，我刚刚在参加大阪电影节之前，我是在美国一个多月，然后就很多时候想说，啊30多年没有离开香港，不如去看看其实外面是长什么样的，也好去认识一下，也好去增加一下自己去创作的养分。

去年这部作品去金马展映，然后台湾观众有和导演交流感想吗？

黄绮琳：有，很开心和他们交流。我觉得台湾观众都非常热情跟他们都看了很多电影，而且对电影的讨论都很认真，然后我也从他们的问答中学了很多东西。因为有一场跟他们一起看，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杨书伟一出场只要他说的对白有自由两个字他们就笑，他们觉得中国人讲自由这个字本来就已经很冲突很搞笑，这个我是在香港没有的一个情况，要来观众他们对电影的理解他们的看法也跟自己当时的状态有很多关系，因为他们那时是在大选之前，就是那个气氛是很有趣的。所以就觉得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之前有去韩国首尔，现在在大阪也有跟观众一起看，我就留意到亚洲不同地方对于电影中的笑点也不一样。比如说在日本，里面有一个台词是杨书伟问阿芳觉得是男生还是女生，他老婆的孩子，然后阿芳就是肯定是男生，因为女生的话你才不生，打掉。这个在日本也有挺大反应的，我觉得可能因为日本也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吧，我不知道，可能跟他们的文化也有关系，所以那个笑点跟他们的文化也有挺大的关系。

“日本观众可以忍受整个片尾，所以我觉得很被尊重，挺开心的”

这次在这种情况下（3月中旬，日本新冠疫情开始蔓延），您还能来到日本和观众交流，其实电影节组委会也非常高兴，很多观众也非常高兴。

黄绮琳：是很幸运，因为我之前一个月再美国不是从香港飞过来的。

公映结束后也在外面大堂和观众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吗？

黄绮琳：可能不行，因为不能聚集（笑）

之前有对这个电影节有了解吗？

黄绮琳：了解。因为之前几年都有看到香港的电影来，他们还有聚焦香港环节，因为是有合作。

这次您过来，虽然最终没能举行成Q&A，但您感觉电影节氛围怎么样？

黄绮琳：我觉得日本观众的上座率是很好的（两场都满座），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观众很多时候电影节啊买了票不去，然后或者是他们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在香港日本电影节他们都不会看完片尾。然后在日本我去外面不是电影节看电影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会看到最后。我就觉得日本人是不怕闷的，可以忍受整个片尾，所以我觉得很被尊重，这个让我挺开心的。

“是枝裕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喜欢他”

这次您来日本学习日语，然后从小是不是也看一些日本作品，接受一些日本文化？

黄绮琳：日本的电视剧我有看，电影也有，漫画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看一些，但我动漫看的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其实去我去大阪学日语是和我妈妈一起来的，我妈妈学了日语20多年，因为她有在跟一些日本人做生意，她是做皮具手带的，所以跟她一起来才开始接触日语，然后其实是很喜欢，很想留下来。

有什么深受影响的日本作品或者人物吗？

黄绮琳：是枝裕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喜欢他吧。然后也有那个电视剧的编剧，坂元裕二，就看他的作品都觉得嗯，很有感觉。

在香港也有时刻关注着日本的新片之类的吗？

黄绮琳：有，很多身边的人，我们70后80后都跟日本有一种不知为什么的情结，很喜欢日本，然后就会觉得日本出品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那您自身认为日本的作品也好文化也好对您而言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黄绮琳：我觉得是认真，他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是非常认真，你看你去超市，他们收银员放那个东西，把东西放进篮子是放的那么的整齐，去美国去香港就是乱丢，你就会觉得人家一个收银的妈妈，都那么认真去看待自己的岗位，你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编剧，你有没有认真对待你写出来的每一个字，你拍的每一个镜头，我真的会觉得很羞愧，我真的要像日本的每一个人去学习他们的认真对待每一个东西。

这次这部作品参加亚洲电影节，其实在大阪亚洲电影节上有很多亚洲各国的共同合拍作品，然后现在香港和内地合拍已经是家常便饭了，现在日本和东南亚的合拍也好，和韩国的合拍也好，包括韩国和菲律宾的合拍作品这次也在大阪亚洲电影节上公映，您觉得未来亚洲电影这块，特别是在【寄生虫】获奖之后会有什么更大的改变？

黄绮琳：亚洲之间的合作我觉得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吧，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香港可能会被他们遗忘了，可能他们自己合作没有香港的份，因为我觉得可能，嗯，香港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市场很小，我们要拿出自己的长处吧，我们香港比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可以大家交流学习呢，是不是我们有特有的文化，还是说我们有特有的技术，还是想说有特有的想法呢，我们也需要加强自己各方面才会能跟他们学习交流的时候能互相的学习。

“关于香港或者台湾来日本定居的女生跟也是从海外来日本的一个男生的故事”

最后想问您，导演关于您自身的问题。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想成为电影导演的？

黄绮琳：其实每一次回答这个问题我都有一点害羞跟觉得羞愧，因为其他都会说我从小就想当一个电影导演，但我却不是，其实我以前主要是喜欢写东西，中文中文比较高分的样子，会写小说啊，有写歌词。然后长大了，念完大学，其实我是生物学系的，念完之后觉得科学好像不是我整个人生想对着的，所以我就想说，再念一个研究生这样子，然后就报了两个，一个是广告一个是电影，电影是三年，广告只是一年，然后就说啊我不想找工作念三年比较好，可以多三年再毕业，就选了浸会大学的电影，选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也挺开心的，写东西拍东西，然后就毕业之后就去当编剧。当编剧跟其他导演合作有时候就想说，你拍出来的东西不是我写的东西，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是不同，但是有些故事也想自己去表达，所以【金都】这个剧本很有我的个人特色，所以就想自己去拍咯。

您第一次拍片什么感觉

黄绮琳：其实拍的时候很没有信心，每天都在想我要死了，我以后不拍了，拍完这个我就做编剧算了。但是拍完之后，上映后有一些好的评论，有时候也会偷偷想，嗯，下一个作品要干嘛干嘛。

下一个作品有什么头绪吗？准备拍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黄绮琳：有，去年来这边念书，班上面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然后听他们说为什么要来日本，然后听到很多爱情故事，听了很多有趣的生活的故事，所以想拍一个关于香港或者台湾来日本定居的女生跟也是从海外来日本的一个男生的一个故事，感觉风格会比较，也是关于人口流动的。

摄影：朱恒斌

整理：Ruby

非常舒服的一部电影，画面舒服，剪辑舒服，表演舒服。只有环境音里的绿灯催促声和Edward的短讯轰炸声让人焦虑。非常轻，非常生活，期待看到黄绮琳之后的每一部作品。读了几篇她在台湾、香港做的专访，这部电影很幸运。复制粘贴，分享一下。

专访《金都》导演黄绮琳：抛开大龄女子的社会枷锁，献给香港女性的温柔

溫溫凱／地下電影 关键评论2020年5月

《金都》的诞生，与创意香港和香港电影发展局推动的「FFFI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紧密交叠，此计画分成「大专组」、「专业组」，规章的重要核心，是导演均须从未拍摄80分钟或以上的商业电影，同时需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循着《点五步》、《一念无明》、《沦落人》的脚步，黄绮琳的《金都》也于「大专组」中拔得头筹（同期的「专业组」则是冯智恒的《遗爱》 ），拿着不过325万港币（约台币1260万）的小成本制作预算，义无反顾地拍出《金都》。

「首部剧情电影计划」预算不高，创作上，制作班底的选择上有绝对自由度，黄绮琳直言没有这个计划，就没有《金都》，“在「创作自由」与「高预算」之间，我一定选『创作自由』。”

黄绮琳透露邓丽欣拿低于行情的片酬，仍以支持新导演的角度力挺出演。有一场在室内的吵架戏，仅有单机拍摄，因黄绮琳拍慢超时，预算不够，与制片商量后便决定先拍邓丽欣，让邓丽欣收工。邓丽欣却说： 「不要开玩笑了！没有我的话Edward怎么演，你们拍到天亮也拍不完！」于是便说「行了，我已经收工了。」暗示不用给付加班费。

与朱柏康的初次邂逅，则是黄绮琳在2013年「鲜浪潮竞赛」中看到的短片《杀手奏鸣曲》。《金都》是朱柏康首部大银幕担纲主角的作品，他长期出演舞台剧，曾以《拼死为出位》拿下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男主角奖」。《金都》最终助他入围金马最佳男主角以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朱柏康能从我的文本中判断Edward缺乏父爱，并希望能像父亲，有能力照顾旁人，让人信赖、听从，可惜行为没能追上心态，所以面对莉芳，Edward就像霸道的孩子，不知不觉的索求远超莉芳的负荷。角色上有些细节，都是朱柏康加进去，我事前都没有想过。朱柏康还和我们一起婚摄跟拍，做田野调查。他熟读剧本，可以说出每一版的分别以及改动上对角色在戏剧效果的差别。」

除此之外，黄绮琳也懂得利用布景暗示人设，若观众细看就能发现，在莉芳和Edward居住的小套房中，贴着美国独立名导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爱情经典电影《王牌冤家》以及希区考克（Alfred Hitchcock）名作《蝴蝶梦》等海报。

「Edward的人设是在英国修读电影，但回流香港后却放弃拍电影，以妈妈的资金在金都商场开婚摄店。更有一场戏，Edward如厕时手上拿着电影书，这些侧写了他对电影的喜爱。可惜现实中，他的事业却离理想愈来愈远。」

「鲍姐以《一尸到底》鼓励我们，她说我们制作虽然简陋、土法炼钢，但低成本同样能赢尽口碑，也能很好看，只要用心一定可以拍出好电影。」

「最初和剪接师钟家骏剪了110分钟的版本，并找不少前辈给意见。在朋友介绍下找到关锦鹏导演，关导便说他有朋友对剪辑更为熟悉，于是立刻致电张叔平。当张叔平看过初剪，我问他的意见，他说『剪接很难给意见，不如我来剪一版』，于是便亲自剪出《金都》的定剪版。」

「张叔平并没有修改整个电影结构，主要是将每场戏精剪，并删减有关Edward的支线。此外，张叔平加了数个淡出黑幕（Fade to black）的间隔，使得本来对白与分场之间多了喘息，有了呼吸空间，增添停顿，我认为让故事时空过渡的效果更佳，章节之间更为清晰，整个故事也更有节奏感，且观众紧贴莉芳情绪时，也留有思考空间。」

「写剧本的时候我刚满三十岁，妈妈每天催我结婚，觉得我『嫁不出去』，逐渐让我觉得结婚是很蠢的事。甚至抱着想拍一部『大家看完都想离婚的电影』的心态去写剧本。」

「我喜欢乌龟的比喻，太子区有一条著名的水族街，俗称金鱼街。乌龟在此长年贩售。整条金鱼街一个个小水缸，小乌龟被困在小水缸挣扎。让我联想到不少住在太子区，甚至整个香港人都一样，被关在小框架内。我认为水缸和香港的房屋相应，于是便这样设计。莉芳救走小乌龟时，就是一种象征。她希望自身亦能获得自由，逃离金都商场，或是太子区。」

「好多人希望我把剧本修好再开拍，对于新导演来说，边拍边改不是好事。但碍于演员档期，以及当时我父亲癌症末期，想尽快拍完让他看成果（或是多陪他），于是固执地按原定计划开拍，大家都觉得我操之过急。我数度想放弃，甚至想退出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幸好包括庄文强导演、叶锦鸿导演、《桃姐》编剧陈淑贤都对我很有耐心，具体地在剧本上给出修改建议，加上制片组、导演组、主演等伙伴们激励我，我才坚持下去。」

专访《金都》黄绮琳：婚姻与陆港身份讨论「互相知道对方优缺，而不去改变对方」

陈子云 虚词2019年11月

「坎坷过后有艇搭」，两年前黄绮琳和黄鐦、梅诺谦等本地年青影人举办第一届「坎坷影展」，「表扬」一众影人拍片的坎坷惨事。围炉取暖以后，黄绮琳以首部剧情长片《金都》入围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更在金马影展夺得「NETPAC奈派克奖」。

李安颁奖

奈帕克奖的评语为「深刻描绘了婚姻制度如何影响现代女性和现代人的生活，不仅触及社会层面，也呈现了地区问题」，但是，黄绮琳本身怎样思考「地区问题」？

「写剧本时没有想要抱持大的概念，想从非常生活化的角度切入。比如说，杨树伟这一角色，有着不少当时我在浸会大学跟大陆同学相处的养份。有一幕阿芳尝试像树伟一样，蹲坐在地上，却总是不得其法。这是我跟大陆同学之间的真人真事，当时我们在剪接房外试。后来我们也思考，为什么香港女生做不到蹲坐，发现真的没解答。」陆港之间的融合、角力，大抵难有清晰说法吧。黄绮琳说，她就读浸会大学的时候，学生以大陆生为主，是能够跟他们当好朋友，不过有时感觉身处主场（香港），却有份局外人的错觉。

他们之间常讨论陆港今昔的电影产业，即使毕业后，大部份大陆同学选择回到中国拍电影，出于欣赏昔日港产片的心理，对现今的港产片是好奇多于贬视。

「十几部毕业作品，只有我自己一个香港人拍。」回想起九七回归前后，韦家辉监制的《恐怖鸡》（Intruder）把大陆人形容为闯入者，寄生、强取香港人主角的身份及所有关系。黄绮琳则回应，毕竟时移世易，陆港两地交流频繁，「他者」比二十年前没有那么极端和夸张，那倒不如在生活里找寻创作养份。

「杨树伟是个比阿芳更有自由表达自己情感的人。比起阿芳不知道自己追求什么，杨树伟一直很清楚自己的目标，他想要香港身份证，他想去到更远的地方发展事业。即使他最后面临抉择，他也明白自己尽了力。从剧情去看，阿芳在帮助树伟；从角色去看，反而是树伟给了勇气阿芳，去反思其生活并予以实践。 」

从黄绮琳的大学生活可以看到陆港关系的更新，或许已成事实，或许是美好愿景，又巧合如情侣关系的至理名言。她说：「互相知道对方优、缺，而不会强行改变对方。」

《金都》导演黄绮琳：我就是喜欢在限制中找自由

江澄spill

以众多真实个案作蓝本

「《金都》是很多个案的综合。大约三四年前，市面多了很多私家侦探，原来他们其中一门主要业务就是帮一些假结婚人士寻回已失踪的妻子或丈夫，好让他们能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假结婚申请身份证这种事十多年前开始流行。那时最受欢迎，能叫价最高的是二十岁左右，有香港身份证，住公屋的单身女孩。住公屋表示你不会走，较可靠。十年过去，这些女孩接近三十岁或三十出头，开始要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然后才发觉原来还有离婚手续未办好。还有戏中那对拍婚前 video 才发现大家对拍拖的记忆有出入的准夫妇，也是我从朋友处听来的故事。」

黄绮琳说假结婚骗身份证近一两年反而少了，可能是大陆经济愈来愈好，也可能跟香港的社会动荡有关。不过她在做资料搜集时也曾亲身接触过一个「对象」。

「那时在微信看到一些讯息，表面是介绍工作机会给你，但细心看，很快就猜到是征假结婚的对象。我姑且联络了对方，开始聊起来。我用自己一些资料，例如年龄和学历之类创作了一个身份，跟他在微信所谓交往，他也很快表示自己的真正目的，想相约见面。这时候我告诉他我其实是在写电影剧本，要写这方面的题材，之后他就没再联络我了。」

我不明白假结婚为什么是二十出头的单身女孩最受欢迎？单身男孩呢？大陆女孩不想拿香港居留权吗？

「大陆的单身女孩要跟香港人结婚不难，香港男人一般不介意跟大陆女孩结婚，她们自己也大把选择，不用假结婚已可达到目的。」

既不商业又不艺术的难处

「剧本写完后我给过很多前辈和老师看，他们大部分人给我的评语是这故事不讨好，它不商业化，但又不能把它当艺术电影拍，两头不到岸。很多人都劝我改故事，一是把它变纯商业片，加强浪漫的部份；一是变纯艺术片，不用拘泥于传统的叙事方式。但我就是想拍这个故事及用这个方式拍，那时是需要一点坚持去说服各人和自己。」

我也同意《金都》不浪漫，我甚至觉得电影很灰，当中许多人结婚，但没有一对是纯粹因为「真爱」去结婚，好像将婚姻和爱情分家似的。

「你为什么觉得里边没有爱情呢？阿芳和 Edward 由相识到同居，当中必定经过热恋的日子，只是我没有拍出来。我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齣戏不用 flashback 去交代前事。我要拍的是阿芳和 Edward 决定结婚之后发生的事，之前怎样拍拖在这个故事中不重要。

阿芳要那么麻烦去离婚就是为了跟 Edward 结婚，那是一种爱。Edward 对阿芳的占有欲也是一种爱。还有杨树伟最后宁愿不要香港身份证，正式跟大陆的女朋友结婚，那是责任，也可以是一种爱的表现。甚至那对婚前才发现大家记忆不符的未婚夫妇，可能真是单纯的记错呢？还有阿芳当日为什么心急要赚快钱，铤而走险去假结婚？因为家里反对她跟某人拍拖，她要搬出来住，这是很典型的少年冲动浪漫热情，只是我没有明拍出来，我不想电影中出现 flashback。」

在我看来，《金都》的故事虽然是讲感情，但调子却比较冷静和抽离。

「最初的版本可能比现在更冷。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张叔平先生剪的版本。短了十多分钟，主要是删减了 Edward 和他的助手那些日常相处，去芜存菁，令主要的感情线更紧凑。还有他把颜色从蓝蓝绿绿变成现在的偏橙黄，所以现在人物感情冷静，但画面颜色是暖调，有对比，又不会太冷漠。」

到底婚姻是自由还是不自由？

一开始我们会以为阿芳要完成的任务是跟 Edward 结婚，中间的难关是先要跟杨树伟离婚。但原来她的任务只是离婚，不是结婚。离婚由达成目的的手段变了目的。

「婚姻代表不自由是我拍这齣戏前的想法，我现在的想法又有了些改变。杨树伟决定跟怀孕的女友结婚，放弃香港身份证就代表他失去自由？不一定。首先他是有自由去选择结婚与否。最后阿芳觉得有自由也是她可以选择，她可以选择结婚还是离开 Edward，她可以选择养什么宠物，她可以选择穿什么衣服。她最后穿上的是 Edward 叫她扔掉的衣服。」

我想知道阿芳的性格跟你是否相像？

「绝对像！Stephy 说她看完剧本后就觉得阿芳是我，演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模仿我。电影开始时阿芳想买反转身的龟但又无奈地买了另外一只就是我的真实经历，那只龟我现在还养着。阿芳和我都是想帮人，想做一点事的人，所以我们会想买那只反转了的龟，但又怕羞，所以人家给我们另外一只，我们脸皮薄，不会据理力争，让事情不了了之。」

黄绮琳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说过，她为了当填词人付出的心血是当导演的几十倍。一个重视自由的人，为什么会喜欢填歌词，这种最绑手绑脚，最难自由发挥的创作？

「很合理呀，你不觉得这就像阿芳和我的性格吗？都是人家绑着我时我们就想努力挣脱束缚，像阿芳最后要逃离 Edward。但平时我们就不是那些自由奔放，会大鸣大放的人。我坐小巴都很少嗌有落，最好有人跟我同一个地点下车，没有我就坐到有人下车才自己走回我要到的地方。我不喜欢被人注视，宁愿躲在别人身后创作，填词正适合我。我想我就是喜欢在限制中找自由，一边接受规范的挑战，一边创作。」

「生于忧患」，是她给香港电影未来的寄语 专访《金都》导演黄绮琳

张婉儿 放映周报 funscreen2020年5月

——导演从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又转赴香港浸会大学修读电影制作，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让导演选择踏上电影这条路？

在香港，我读中学的年代，很早就要学生选择念文科或者理科。传统上，成绩比较好的人多数会选理科，因此我也随波逐流地选了理科。升读大学的时候，只知道自己对写作有兴趣，却不清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毕竟当时的世界观就只有中文、英文、物理、化学、生物。

读理科的我没有修读文学，因此大学不能选中文系，于是我就选了比较有机会写作的生物学。我生物学本科的成绩很差，读得很吃力，反而在副修的新闻传播学科找到了新方向，其中一个「认识电影」的课堂更是令我决心转行。

——导演在过去曾有多重创作身份，既出版过小说散文，也写过影评剧评，甚至担任填词人，创办坎坷影展，导演自己怎么看待这些身份之间的转换？

我并不是「从小就很喜欢电影，决心长大后要当导演」的人。在创作路上我一直是「见步行步」，中学时喜欢写小说，觉得文字可以放进流行曲，用听的，所以开始写歌词，到了影像创作开始普及化，才开始接触写剧本。

在我看来，这些不同形式的创作之间的过渡是「无缝接轨」的，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有这么多不同的创作身份。我想「电影导演」应该是最需要综合能力的一个创作身份，以往写作、填词、办影展的经验统统都能应用在拍电影上。

——近年，导演也陆续参与了不少电视剧或网路大电影的编剧工作，如甫于三月底热播、口碑极佳的爱情悬疑剧《叹息桥》（2020），以及此前同样饱受赞誉的都市爱情生活剧《玛嘉烈与大卫系列-绿豆》（2016）等，这些经验为导演累积了什么样的创作养分？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经验。香港电视剧的预算非常低，编剧必须准确并集中地利用简单的场景说故事。当我反覆思考如何运用几个角色、两间房子以创作出总时长十多小时的剧集时，人物设计、写对白等基本功都能练习到。

——有了前述的经验累积，是什么最终促成了导演首部剧情长片《金都》的创作和拍摄？

由香港电影发展基金创意香港主办的「首部剧情电影计划」成绩一直很好。第三届得奖者《沦落人》（2018）的导演陈小娟，跟我同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硕士班的毕业生，她得奖后很鼓励我参加这个计划。于是，我在自己三十岁生日那天，开始写《金都》剧本，以我家对面的婚庆商场为题材。

我妈对三十岁仍然未婚的我很有意见，我希望拍一部关于结婚的电影，理清婚姻的意义，或能减少她对我的唠叨。我曾经开玩笑说过，如果每个催我结婚的长辈亲友们，都买票进场看《金都》的话，票房应该会不错！

——《金都》延续了导演过去在《落踏》（2013）、《赤鱲角到天水围是我爱你最佳距离》（2012）等短片中，对都会情感关系的关注，对细处的把握尤其细腻，如松脱的肩带、乱置的指甲剪等，导演平时都是如何记下这些情感细节的？

日常生活中事情的细节比较容易打动我，可能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即使是别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令我想很多。例如有一次做伴娘，新郎亲新娘时，竟然睁开了眼，目光与我对上了。这感觉很古怪，我把这个情节记住，放进了阿芳被求婚那场。就算是童年往事，只要我对那件小事有感觉，我就能牢牢记住。

——那么，导演对现今香港和大陆社会的都会男女又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影视作品或流行文化，喜欢把香港和大陆社会的都会男女的感情定义为「快来快去」、「性开放」，然后把这些现象归因于交友apps或社交平台的兴起，但我觉得这样的结论未免太简单、太表面了。我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或男女之间的爱情，会因为科技的发展而减弱，沟通形式的转变，或许会改变相处上的习惯，但爱情当中的情感跟人性是恒久不变的。

——本片在语言上可说是妙语如珠，包括痴身＼痴线、李洁冰＼李洁芬、阿芳男友名＼爱德华王子＼太子区的多重双关、「恐同让梨」等，甚至还有小鸟＼猴子进化的传说，好奇导演在台词上是如何打磨的？

我想尽量做到生活化的感觉，即是所谓的「人话」。在这个前提下，比较难加入传统意义上的「电影金句」，所以我尝试利用Edward角色本身喜欢讲冷笑话的特质，把这些有趣的语带双关加进去。

——片中多运用手持镜头，来展现金都商场的工作空间与狭小居家环境，Edward和莉芳在床头对话时，还特意选用红紫光等，导演在影像风格上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整体的影像风格上，我希望有自然的感觉。有些场景选择手持镜头，表达即时感、临场感。至于床头对话时的红紫光，其实是一个生活化的观察。我的家在太子区，正正在金都商场对面，位于全香港最长的大街弥敦道上，那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区域。我的睡房在每天黄昏时，都被商厦的玻璃外墙反光照得通红，因为离马路很近，每天都听着交通灯的「哒哒声」入睡。我把这个感觉放进了《金都》的声音及灯光设计，又把Edward和莉芳的睡房设定在金都商场的霓虹灯旁边。

——导演在去年（2019）金马提及下一部作品，是与流动人口相关的爱情故事（编按：导演提及新作的构想是因于上日语课的机缘，预计讲述一个香港人移民日本的故事），不知道是否有最新进展？

仍在筹备中，接着下来也要先处理一些电视剧剧本案子。

「人口流动的爱情故事」，是沿于香港处于大时代中，移民问题、去留问题再次成为我们的切身题材，今次疫症瘫痪了各国之间的出入境人流，正正跟我一直想写的「人口流动」有关，或者会尝试加入故事之中。

近年来，正宗口味的港片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香港导演北上发展，合拍片成为他们创作的重心。而新一代的香港导演更倾向于拍摄低成本的独立制作，这类作品往往采用平民视角，生活气息强烈，同时大胆瞄准现实话题，勾画出香港社会和香港人的真实面貌。近年来的《踏血寻梅》、《一念无明》、《沦落人》、《翠丝》都算是代表作，而今年接踵而来的《叔·叔》和《金都》也毫不逊色，尤其是这部出自女导演黄绮琳的处女作《金都》，绝对是近年来港产片里的惊喜之作！

《叔·叔》和《金都》两部作品都异曲同工地将某个特定群体的感情生活作为描述重点，前者是老年同性恋人，这部则是适婚的年轻男女。剧本以真实细腻的笔触描写一个婚纱店女员工和婚礼摄影师拍拖多年，正准备步入婚姻的殿堂，女主角却无意中发现自己过往的秘密，导致婚事一波三折。影片以平民化婚庆圣地金都商场作为拍摄背景，大部分情节均发生在男女主角的工作场所及其蜗居的爱巢里，平民百姓的烟火味弥漫着整部作品。

叙事以女主角的视角展现，她在和真老公结婚与假老公离婚，两件“人生大事”之间奔波，幽默地刻画出香港年轻人对待婚姻的态度。女主角只想结婚后搬离原先的金都，拥有更多的自由，而男主角则对母亲言听计从，对未婚妻的控制欲有增无减。两人都对婚姻没有太多主见，始终没有想明白为何要结婚，于是深陷在各种小事里反复纠缠，在争吵与发泄中失去信任。在精准的日常细节和生活化的通俗对白里透露出香港年轻人对婚姻本质的感悟，并非进入到人生另一个成熟的阶段，反而是从一个围城跳到另一个围城，像极了女主角在宠物店看到那只肚皮朝天的乌龟后的举动。

更出色的在于假结婚情节，以及假老公这个角色，进一步印证婚姻岌岌可危的本质。结婚也许并不是两人恋爱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可能存在着金钱交易、互相获取利益的虚伪性。这一段讲述女主角与假老公离婚的情节极富喜剧意味，金句层出不穷，导演对这种社会怪现象想必提前做了一番资料搜查和深入研究，目的并不仅限于增添影片的趣味性，更重要在于引出婚姻与自由的探究，这无疑是令作品高于同类型题材的关键。结婚后是否没有自由？不结婚就一定有自由？这种辩证的思考在女主角与假老公的诙谐对话里不断溢出，在令人反思婚姻本质时，似乎也发散出若隐若现的政治意味。

近年来，大陆与香港的矛盾冲突在不少港产片中有所反映。意外地，在这部影片中却是以一种毫不偏颇的方式呈现，令人耳目一新。曾几何时，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成为了根深蒂固的常态，没想到在此却能看到大陆人对香港人的讪笑：“千尺豪宅”、“赶着结婚的香港人真老土”，还有诸如现金和电子钱包，蹲地时脚后跟着地等等，这些密集式对比呈现的观点留给观众广阔的思考空间。

不论是（表面上）女主角对结婚的抉择，还是（隐喻层面上）针对自由的论断，剧本始终秉持着一种中立的姿态，这种悬而未决的价值观给观众对影片主题有各种开放的理解。由此，举重若轻的叙事与启发性的剧本不断闪现出难得一见的导演天赋。

作为一位新人导演，黄琦琳在这部处女作里喜悦地与观众分享了她的迷影情结。从贴满家中的各种电影海报，到男主角如厕时手捧的书籍，再到拍摄男女主角同床时的摄影角度和颜色，暗号般的迷影细节填充在叙事的空隙里，既是在向影坛大师导演致敬，也似乎在酝酿着港产电影的又一次新浪潮。

电影有个很棒的隐喻，阿芳买乌龟的时候，不是她自愿要买的，但她就被老板莫名强卖了。之后她回到家，她丈夫说，你不过是把它从一种禁锢带到另一种禁锢里啊。阿芳饲养着乌龟，渐渐也与乌龟产生了感情。

就像影片中的阿芳自己，她没有嫁给爱情，被一双无形的大手莫名推进婚姻的坟墓，从家庭、生活的牢笼来到婚姻的牢笼，区别是笼子更小、桎梏更多了，但她也慢慢能接受和屈从，直到有天她跳出来，终于大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时，她才意识到，自由是多么令人舒坦。

乌龟是缓慢而被动的，就像阿芳自己面对爱情一样。而她之所以会养成这样的性格，与自己的成长环境和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从这一段婚姻里，我们应该好好反思当代独立女性如何在这个巨婴男人国里立足。

影片里有一段，阿芳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想要父亲参加自己的婚礼，父亲含糊其辞，自己在那头打麻将玩得不亦乐乎——典型的在原生家庭中缺爱的孩子。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在成长中都更倾向于不断讨好父母，日后就养成了自己讨好型人格。

所以在买乌龟的那一段，她根本没想买，老板硬塞给她，她也就接受了。在婚姻里也是，这个男人硬塞给她的许多东西，尽管她不想要，但她还是莫名全盘照收了下来。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这个男人的家庭，母亲对他无微不至的照料，以至于他什么都听母亲的，自己除了上班和打电动什么都不想，面对爱情极其的幼稚，没有担当，只知道不断向女人索取，电话轰炸，根本不关心阿芳真正想要什么。看的时候我恨不能往这个男人嘴里直接塞个奶嘴来堵住他的迷惑发言。

这对香港人其实是当下很多人在面对婚姻时都会出现的状态，男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把女人变成自己的客体与他者，希望女性在婚姻中满足他们各种需求，比如说，与他承担家庭的负担，帮他抚育子女和照顾老人。

看似好像是男女在承担不同的社会职责，但其实这划分是由男人定的，男人把自己当成主角的时候，觉得女性只有两种，一种是被驯服的小鸟，一种是无法被驯服的“荡妇”，只有当我们进入女性视野，以女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才能看到女人在这一生要经历多少不幸与艰辛。

很多人忍不住拿这部电影与《82年的金智英》做对比，确实，金智英就是结婚生子后的阿芳。

金智英带着小孩去咖啡店，小孩不断拍打智英导致咖啡洒了，路人都在议论、不满，希望女人就乖乖在家带孩子，别带着孩子出门了。然而一个女人所要面对的艰辛与不幸，以及在社会里受到的压迫，没有人能看见。

“凭什么你在认识我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对我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呢？”这是智英对那个陌生男人说的。然而来不及俩人爆发激烈的争吵，这段就此收尾，因为，传统观念在潜意识里告诉他们，“好男不跟女斗”。

这个世界说到底，还是男人在指手画脚的世界。

小的时候，女孩子从父母那儿听到，男孩子拉她们头发、欺负她们，那是因为男孩子喜欢她们。可是没有人问过她们，被扯头发的时候疼不疼，男孩子欺负她们的时候，她们会不会觉得无助与想哭。

再等大点，父母又教育她们，“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反正都是要嫁人的。”为什么嫁人与读书冲突呢？因为在他们这句话的潜台词下，嫁人=当男人生育的机器。

于是，在整个东亚地区，无数个金智英和阿芳出现了。

说回《金都》。其实里面那对大陆人的感情也很有意思。他俩代表着另一种感情模式，导演明明让这对出现在福州，女人嘴上操着的却是川渝方言，这是有一定用意的。在川渝地区，女性通常没那么顺从，她们会更为泼辣，所以那个女孩敢直接跟男人吵嘴，告诉男人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最后男人是安稳回归到她身边了——但这是以男人牺牲自由为代价的。

虽然电影里直接表现出来的吵架只有那一场，但当着一个陌生女人的面她都敢这么吵，可想而知在影片没表现出来的地方他们俩经历了怎样无休止的吵架，才会让一个向往着在LA晒着太阳喝着威士忌的男人变得唯唯诺诺，在香港买几罐奶粉，然后乖乖回家，养儿育女。

影片中，大陆男的单程证迟迟没有办下来，我们可以做个设想，如果他的单程证办下来了呢？他会不会抛下这个怀着他亲骨肉的女人远走高飞？而且，虽然实际情况是他回归了家庭，但以他这种自由惯了的人，他的心就能安稳下来吗？一个强势的女人与一个拴不住心的男人的组合，未来恐怕也是不堪想象的地狱吧？

在当下社会环境里，女性地位确实相比过去提高了不少。但我们应该看到，女性并没有获得完全的尊重与平等的对待，因为遗留在人心的偏见和女人不得不面对的生育问题，注定男女在某些问题上形成冲突和对立。

婚姻，它涉及到的东西很多，尤其是在中国的环境里，两个人的婚姻其实是两个家庭的联姻。影片中有一段，阿芳谈及婚礼的时候，她认为自己只是在表演的演员罢了。

确实，如果放到大陆，问题会更严重。婆媳问题、彩礼、房车、婚俗等等各方面千头万绪的东西叫人心烦。亲朋好友闹婚玩得不可开交，四个长辈能七嘴八舌地吵到他们入土，自己本是婚礼的主角，现在反倒搞得像个局外人。

当人们被现实压得抬不起头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刻幡然醒悟：我们结婚是为了什么？为了让自己本就悲剧的人生变得更加悲惨不堪吗？

难道婚姻的意义，不是两个相爱的人，为了获得神圣的承诺，在真诚的祝福里，相伴扶持着走完一生吗？

人应该是要大胆追求真爱的，不应该被婚姻束缚了手脚。尤其是一个女人，当你决定要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问问自己，这个男人值得你托付一辈子吗？将来面对生活的千头万绪，你们有能力一起抵御狂风暴雨来犯吗？

如果你笃定地相信他可以，那么你是幸福的；如果不行，你就像影片里的阿芳那样，把全世界拉黑，给自己的心放个假，远走高飞一次，暂时的逃离，喘口气，好好想想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买下《金都》的票时，金像奖还没有上映，豆瓣上的简介看起来就像一部简单的香港都市片。而当我坐到电影院的时候，金像奖已经公布，《金都》斩获「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和「新晋导演」两项大奖。而至我走出电影院，实在觉得实至名归。

影片播放到末尾的时候，同排的三个人先后都哭了，我们彼此间交换了目光，可能是同感，亦可能是好奇。于我而言，我是找不出一个可以精确描述的哭点，只是觉得一拳轻轻打在了心脏的某条缝上，就像磕到手肘末端，疼得很，是因为精准击打到了某条神经，但往往不是故意的。

《金都》，就是这样的温柔一拳。

影片开始于弥敦道的金都商城，邓丽欣饰演的张莉芳（阿芳）在婚纱店工作，男友Edward是另一家婚庆摄影工作室的老板，两人同居已有时日，相处的日常也像是夫妻。阿芳是个称得上懦弱的女人，看了一眼乌龟，店主误会她要买，她也不再计较，付了钱就走。Edward是个很传统的男人，他嫌她衣服领口太低，又想扔掉她的超短裤。他的妈妈也是一样，不由分说就带人进来看房子，吓得她赶紧抓起连帽衫，才不至于被外客看见家常睡衣。选房也是如此，她本来心心念念要离开太子的旧楼盘，结了婚就搬新房，但无奈自己积蓄不够，又被男友一句「那就不用搬家了嘛」堵了回去。

阿芳的生活好像一切女性的困局，话到了嘴边往往没说出口，只是撇撇嘴——反正男朋友是因为爱我，反正未来婆婆要帮我们买房，反正他懒得搬家，反正这世界上的事情总不那么尽如人意，那就算了吧。

看到这里，还以为影片关系的不过是你情我爱、婚丧嫁娶。

可是不然。

阿芳没有告诉Edward，自己曾经结过婚，不是前男友，而是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大陆人杨树伟。杨树伟为了拿到香港居留权，委托中介办理结婚，她从中介那里拿了中介费，以为离婚的事之后也会处理妥当，却不曾想中介早已被抓走，而她更是无从联系上她的「丈夫」。好巧不巧，路过转角又遇上了杨树伟，他希望她帮他办妥居留，之后他们便离婚，一切妥帖。

关于自由和婚姻的争论就此掀开。

杨树伟不懂阿芳为何着急结婚，他眼里婚姻仍然是牢笼，是束缚，他向往自由，所以他想要香港居留权，想拿着可以通行多个国家的护照四处游玩。

而阿芳也不明白杨树伟到底为何要居留，说不出结婚是为了什么，甚或可以说，她不明白他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她只知道不可以使用微信，因为会被监听。（我不知道，别问我）

对于阿芳来说，她一直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土地上，却并不清楚自己拥有着旁人羡慕的权利，她如今即将一脚踏入婚姻的围城之中，仿佛要放弃了所谓「自由」，可她到底放弃了什么？

是择偶的可能性吗？她并没有想过要出轨。

是那些反复被吞下的情绪吗？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隐忍的。

还是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的家庭责任？她好像也没有细想过。

踏入婚姻，她到底放弃了怎样的自由呢？

杨树伟所要的那种自由，是天高海阔任余飞，是在思想上、通行上都不需要被束缚。这样的自由，阿芳有，她却不知道自己有，她的生活被长久地困在太子，困在金都，困在狭窄的房间里，困在一直漏水的天花板里，困在手机里男友随时随地的信息里，困在男友永远不会摆正的指甲刀里。

杨树伟要的「自由」离她的生活似乎比离杨树伟的要更远。

杨树伟呢？他辗转多年，又投入了十几万，就是为了一纸居留证，他也始终不理解步入婚姻的必要。对他来说，自由是前世的呼唤。

但人世无常。因为女友怀孕，居留证下来得又太慢，他放弃了那一纸居留，决意步入婚姻。阿芳再见到他时，他把旅行箱装满了儿童用品。

阿芳的不自由，堆在生活的琐事里；而杨树伟的自由，也让位给了家庭的责任。

阿芳问：「你不是说结婚就不自由了吗？」

杨树伟说：「不结婚就自由了吗？」

两个人的因缘际会缓缓将「自由」的意涵舒展开来，它被放在两个议题中讨论：一是婚姻，一是体制。

可「自由」到底是什么呢？

是具象的生活琐事，还是抽象的天赋人权？是摆脱束缚，还是承担责任？自由到底是不是那一张居留证、或者那一张结婚证就可以给予或者约束的呢？

影片模模糊糊给的那个答案是：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反义词。换言之，如果没有经历过束缚，就难以知道什么才叫自由，也只有不自由的人才会知道自由到底「可以」是什么。所以，杨树伟能感受到的「不自由」和阿芳感受到的「不自由」断不相同。

那么到底什么人拥有自由呢？可能是Edward吧，他是香港人，他还没结婚，就算结了婚，他也是「入侵别人领地」而非「丧失领地」的那一个。但他比起杨树伟来更像一个在所谓「不自由」的环境中成长的人。他的思想并不开阔，恐同、控制欲强，还有处女情结。

影片至此又触及了另一个命题：自由的环境代表着自由的思想吗？

而导演的答案是未必。

影片到最后，邓丽欣独自一人坐上了去福州的大巴，把杨树伟给她的佣金交给了他的女朋友小玫，Edward帮她开了数据漫游，她却关了手机，关了GPS，不愿再做被监视行踪的傀儡。影片似乎有意要说她明白了何为自由，或者，起码她要开始捍卫那些属于自己的权利。她向前走的姿态，好似光明就在前方。

然而，前方就是自由吗？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不等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