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布莱克

这么多年了肯·洛奇从来没变过。。。

我有一年在戛纳也看过一次他的新片全球首映，他的镜头永远对准工人阶级与底层，是世界电影里非常独特和坚守的一股力量。。。

中国，终于可以在2021年，西方世界一起共同充分直面和理解肯·洛奇电影带来的争议与创作处境的困境——巨大的贫富差距，正在快速堆积相当一批被社会主流抛弃的边缘穷困人群，不只是这部分人，而是更大范围的人，如何在当下寻找自己生命的尊严与意义的问题。。。

2021年，中国终于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直接面临同样的困境与议题了。。。

这与上世纪60年代欧洲导演社会议题大大领先中国社会国情截然不同，中国眼下的内卷，正在让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然后才是第二个问题，关于眼下的“大现实”，电影导演的态度是什么，所谓现实主义对于国产电影有几种姿态？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这个问题就肯·洛奇这部电影来说，跟中国就很不一样了。。。

曾经最与肯·洛奇有类似气质的中国导演是贾樟柯，但最近几年贾科长也在寻求变化，比如天注定，比如江湖儿女。。。

其他对社会大多数人的电影关照，基本还是中国传统“看戏”理念下的情节剧方向。。。

管虎之前的《民工之生存》其实有点点肯·洛奇，之后很少有。。。

关于对底层的关照，英国历来比美国影视剧都要暗黑得多，哪怕最近新片《乡下人的悲歌》我还没看，看导演我Ron Howard就知道会拍得很温情，包括最近最终季的我最爱美剧之一Shameless，也是越来越温情，干脆第11季要完结了。。。而它翻拍自同名的英国原版，那个暗黑和狠劲儿，远远超出美剧版。。。

中国估计这几年会有大量关注大众老百姓的影视剧出现，只是看怎么避免过度温情和过于情节剧的陷阱。。。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在金鸡奖时看了《吉祥如意》当时就觉得导演一个非常预设性的两段式拍摄手法，反而让聚焦普通家庭的国产电影产生了一种罕有的情感表达，这种docu-drama和“对docu-drama的docu”两段式开放式的创作，客观上躲开了上述过度温情与过度情节剧的陷阱，很有意思。。。

同样是面对家庭与死亡两个母题，《吉祥如意》给出了一个全新的方程式，其原始性的冲击力不比肯·洛奇这部电影差多少，估计争议性也是类似。。。

行吧，居然肯·洛奇和董成鹏之间，让我感受到了某种连接，也蛮神奇的😂😂😂

上面这些话是因为我看到下面的帖子的感触。。。

丹尼尔·布莱克，朋友们叫他丹，59岁，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人，俗称：英国人。这里有女王、贵族、剑桥，抖森、卷福……优雅的国度，不是么？当然不是。

有贵族，就有被剥削者。英国同样有底层。据说威廉登陆之后八百年，英国上流社会一直由八百个家族把持。矿工水手贩夫走卒想往上流动，单凭个人的奋斗肯定渺茫，英国稳定的社会结构，从未拥有广泛的阶层流动。要进入你熟悉的伦敦上流社会，除了天时地利人和，像《赛末点》那样的运气也不可或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英国是左翼胜地，出版过《资本论》，兴起过声势浩大的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运动。导演肯·洛奇是一员左派悍将，数十年来坚持将摄影机对准底层的工人阶级，以坚硬的、不低头的姿态伫立英国影坛，提醒世人英国除了《唐顿庄园》和《故园风雨后》，在不事生产的贵族之外，也有不屈的工人、有残酷的阶级固化。

《跳出我天地》里，面对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强权，数以万计的矿工在矿业工人联合会的带领下，加入到抵制矿场自由市场化的罢工中。为了罢工，工人们圣诞节甚至无煤取暖，父亲果断砍了钢琴。然而他为了供孩子继续芭蕾生涯，顶着“叛徒”的恶名屈屈辱下井。这些远在英国的被压迫的脸，像极了我们国度那沉默的多数。

《我是布莱克》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坏人，唯一的大反派，由低效无能的官僚系统担当。布莱克申请失业救济金屡次碰壁、找工作、填表格、学习填写简历等等经历，但始终得不到那份他应得的失业补贴，处境尴尬犹同卡夫卡笔下那位徘徊在“法的门外”而终身未得其门而入的主角。

资本主义伦理，工作被神圣化，是光荣的标志，失业则被视为懒惰、吃救济金的蛀虫。但财富分配不均，令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失业会令有产者一夜之间即可由小康堕入贫困，贫困者堕入饥寒交迫。布莱克因病失业，在福利门外兜转徘徊，饱经劫难、愤怒和绝望，像“法的门前”的人一样，最终倒在了福利制度的门外。官僚系统固然可以害人，杀人者却是资本的伦理。

布莱克是一位木匠，边缘但足以糊口。然而一旦失业，他不得不应对电脑、互联网等新鲜事物，被迫加入到全球化的竞争中。曾经，全球化描绘了天下大同的美好图景，然而现实是滋生了一个前所未有、跨越国境的巨富阶层，联合起来实现了全球化剥削，而底层人民却被隔离在各自国境之内，默默苦熬。唯一的希望就像布莱尔的黑人邻居“China”，依靠广州认识的工厂小贩在街头贩卖品牌厂货，揩资本主义的油。

戛纳评委选择了《我是布莱克》，英国选择了脱欧，美国人选择了特朗普，不过无论政治向哪个方向，但愿永远有人拥有清醒的头脑。

提问：鲨鱼和椰子，谁杀的人更多？

回答：椰子。

这是《我是布莱克》一片中的一个问题。

在知乎上存在一个同样有趣的问题：北京有穷人吗？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我没有看到。

我相信不是他没有看到穷人，而是他看到的穷人并不是他认为的穷人。他眼中的穷人，也许是电影中吃不饱穿不暖，衣衫褴褛的刻板印象，贫穷常常联系着过去，因为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一直是光鲜亮丽。而当一部电影真的毫无偏见地呈现“不可见的底层”时，我们却在拒绝这样的真诚。这就是影片《我是布莱克》在戛纳所遭遇的。

我很诚挚的向戛纳电影节的评委致以敬意，当然，更深的敬意致以导演肯洛奇。

当我们在讨论戛纳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答案很简单，当然是电影，如果你在意的是红毯八卦，我也不介意。那当我们在谈论电影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电影是否真的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当然不是，不同于其他的艺术形式，电影是集体创作， 商品的电影，确实最直观最直接地联系着当下社会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处境。可我们总在忽略这些，当我们以高尚的姿态维护“电影的艺术地位”之时，却选择性地无视他的社会诉求。当我们感恩戴德地高呼电影触动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角落时，却将这归功于导演的“艺术天才”，而不追究这样的天分从何而来。这就是《我是布莱克》在戛纳的遭遇。

电影的议题是关于“不可见的底层”，而这些“阅片无数”“品位不俗”的影评人，面对《我是布莱克》，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知乎提问者。曾经有个寓言叫做“何不食肉糜”？我想他们在问：你们为什么不颁奖给我们喜欢的电影？比如《托尼厄德曼》？（我很喜欢这部电影）

戛纳一向不避讳政治，甚至直面政治，犹记得1968年五月，时至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在电影节举办期间，激进的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和特吕弗直接在台上抢过话筒高呼“外面正在革命，你们还在这里颁奖？”然后众人就走上街头“参与革命”了。而现如今，当肯洛奇在电影中践行“五月风暴”以来就在进行的“革命”时，影评人却直言陈旧？我们一直在强调实验创新，却总在说电影已死,‘这波导演不行’，以前的电影艺术是伟大的艺术。当我们为过去的价值取向欢呼流泪的时候，却无视以前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显现？这是何其吊诡的事实。

“我们丧失了今天我们怎样评价我们时代的文化艺术、我们时代的大师的思考。”（戴锦华）

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一系列的思想风暴之后，对于文学和艺术曾经坚实的价值评价标准，似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似乎我们的电影中只留下了视觉奇观和英雄叙事，或者更多一点，我们放弃了直面淋漓的鲜血，我们放弃了坚固的信念，我们庆幸并且安于小资情调，文艺气息，佛系叙事？这几乎成为一种社会症候，而我们都得了这种病。

肯洛奇不是，这位老人比你我更加敏感，更加坚定的面对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他是一个终其一生不妥协地与社会不公正斗争的战士，他的战斗性如此之强以至于在撒切尔执政的两任期间完全拿不到一分钱拍电影。而撒切尔时期的“新自由主义”通过政府紧缩政策和私有化来蚕食工人阶级血汗争得的微薄胜利，表面上说缩小政府规模来减少其对“个人自由”的干预 。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来时，政府拨款解救银行家和大资本家，同时使失业和不稳定工作等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症状加剧发作，舆论上更不切实际地丑化领救济的人。结果是工人阶级力量被削弱，劳动者硬着头皮接受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工时和更高的物价，财富则更集中到上层建筑中去。这就是布莱克所面对的英国社会。

肯洛奇从来就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因为他的影片从来不局限于讲述英国人的事，而是将目光投向全世界的底层和弱者。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是“我们是99%”，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百分之一的人并没有望向我们，而是我们还在望向百分之一的生活。

而伴随贫富分化的是信息障碍和技能淘汰问题，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时代，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就是“新”和“快”，我们面临有史以来第一个“老年人不是权威，而年轻人是”的时代，当我们习惯了电脑操作，已经忘记了电脑的普及仍然是我们的生命中一件从无到有的事情，我们太习惯于遗忘和适应，以至于忘记和遮蔽了我们不愿看到和无法看到的现实。那就是在我们苦苦追赶这个世界的时候，仍然有大量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弱病残”，完全没有追赶的能力，甚至，没有人给他追赶的机会。由此我想到一点，中国有1700万盲人，几乎所有的城市街道上都有盲道，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又能看到多少盲人呢？我们太习惯于我们看到的和想看的世界，以至于忽略了隐蔽的存在。

冷战终结后,现代社会快速倒退回19世纪末期的世界，重回垄断资本主义和世界的两极分化。这是一个”凡所有的，还叫他加倍拥有。凡没有的，连他仅有的都要夺去“的时代，这是一个分配不均作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现实的时代。

“我不是客户不是顾客，也不是服务用户我不是懒人不是乞丐，更不是小偷我不是一串社保号码不是屏幕上的一段数据我按时纳税一分不少，我为此深感自豪我不向权贵卑躬屈膝诚心对待邻里尽我所能，伸出援助之手我不接受，更不寻求施舍我的名字，是丹尼尔·布莱克，我是堂堂正正的人，不是街边乞怜的狗，我在此讨回，本属于我的权利并要求你们，以尊重之心待我我，丹尼尔·布莱克，是一个公民无所奢求，无可妥协。”

这是布莱克的宣言，也是肯洛奇的宣言。

影片的香港片名为《我，不低头》，当布莱克一次次地申请，一次次地被拒绝，他仍然强调“失去了自尊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没有低头，所谓自尊，我想就是“当我们没有说不的能力的时候，仍有说不的权力”。

叫做“希望”的东西，其实就是“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当布莱克一次次的重新开始的时候，现实和时间并没有给他机会。人类不具有抵抗时间的能力，电影可以。人类具有抵抗现实的能力，我们却常常放弃抵抗的机会，转而躲向电影的梦境。

“对于肯·洛奇的电影来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对社会的苦难的再现，不仅仅是迫使我们去正视社会中的苦难、苦难中的人群，正视那些在社会的五彩缤纷的大屏幕上逐渐隐形、逐渐消失、逐渐彻底遮蔽的人群，重要的在于他始终表现着一种直面苦难的勇气，和再现苦难中的人的勇气和力量。”(戴锦华）

片中的小女孩说弟弟“别人从来不听他说话，他为什么要听别人的呢？”我们是不是也要听听肯洛奇的话 。

两种想象情境 如果一种文化或一个国度的影像与我们的想象相符，那么我们就得有十足的警惕心提防它的虚假；相反，如果这种文化或这个国度的影像与我们想象中的他者世界有所出入，那么这些描写十分可能就是真切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个极好的例子，分别是金基德的《网》和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 在《网》中，金基德虚构了一个因渔船事故被南韩政府抓获的北朝鲜渔民，他被当作间谍囚禁并经历了一系列事件。电影从始至终所展示的便是作为一个渺小无辜的个体如何在大写的政治环境中被抛卷又生不由己的遭遇。电影的重心是主角关押在南韩的一串经历：如何被审讯，如何被当作实验的对象放置进南韩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以观察他的行为举动，如何在政治符号与游戏编码中被抛来卷去……这一系列的“记录”反映出的正是观众脑海中对一个在极权社会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公民形象的想象，尤其对在相似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观众来说，这些复杂又简单的意识形态符号多少已经司空见怪。我们甚至不必看这部电影，也能猜到这个北朝鲜公民在被卷进资本主义的官僚机器时可能折射出的政治语境。但正是因为这种“司空见怪”，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导演金基德构想这部电影时投注的低廉想象与简单动机，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尴尬的被消费想象，基于我与他者间的简单对立。而这导致了电影本身的虚假与低劣。 而在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中，我们对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美好生活的惯常想象则不断遭到背离。我们如何能想象一个在健全福利制度上生活的英国人会衣食难保（虽然这种现象在中国时有发生）？我们如何能想象一个体面的英国女人会在便利店偷窃东西，而且还是偷一些廉价的日常必需品（卫生巾、褪毛剂、除臭剂）（偷窃虽然在中国也时有发生，但可能不会是这些低价的东西）？以上两点如果我们尚能接受，那么对于下面这点我们又该如何想象：一个英国女人在接济站直接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一个罐头，并不顾体面地用手掏着吃？如果说上述三点的出乎意料完全建立在观影之前我们固有的简单想象，那么问题在于对英国的所有想象难道不正是建立在各类影像（电影、视频等）、各种光鲜亮丽的景观社会讯息以及作为东方－我之对立的西方－他者吗？所以应该谴责的是不是我们在观看时产生的这类主观印象，正是这些时刻中潜藏着破解我们想象困境的对策，而是从中看出下面这点：正是因为它们违背了我们的简单想象，我们才更有理由相信它们是真实的。这样我们才能走出想象的陷阱。 底层人民能说话？ 大部分人都赞赏肯洛奇在《我是布莱克》中延续着他一贯的人道主义关怀，是在真切地为底层人民发声；但也有极少一部人（要理解总有人想当对抗多数的“少数”），认为这部电影是“中产阶级对底层人民自以为是的关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电影里的“底层人民到底能不能说话？”（借用斯皮瓦克的这句学术名言——“属下能说话吗？”） 自然，任何电影都不可能是底层人民的直接发声。作为大众艺术，电影本身就为此限定了门槛。虽然“大众”看起来让电影很“民主”，但“艺术”确保了“贵族”范畴。对于任何导演而言，无论他当初是否来自于底层，当他完成一部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电影，他就已经不再是在以底层人民的身份发声，而是代其发声。因而，如果说在电影中“底层人民能说话”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些话一定不是底层人民说的，而是电影制作者替他们说的。既然这些话是电影制作者替他们说的，这些精英便借此重构了他们的话语权。原本作为一个去话语权的“代话”方式（拍摄），一旦完成便会立即悖谬地再次成为谋取话语权的行为，原因在于真正的底层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始终缺失。 但电影与真正的学术话语的区别在于，电影是一种虚构。它不是直接地“成为”现实，而是以虚构的方式反映另一维度的真实。而电影的这种“代言”困境之所以显得虚假，原因在于观众所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人物在说话。这就为电影中底层人民的发声提供了可能：在电影里，底层人民确实能说话；不同的是他们以虚拟的身份说话。在电影最后，当布莱克在墙上涂鸦的时候，他鼓起勇气上诉的时候，或凯特在他葬礼上读简历的时候，他“就是”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中产阶级对底层人民自以为是的关怀”这类盖棺定论的简单评价，反映出的其实是作为观者的他已经提前同意了人道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全面失效，这既可能出自一个底层人民根深蒂固的仇恨，因为苦难的反复洗礼已经让他可以完全无视中上层社会伸来的任何捐助之首（这些所谓假惺惺的关怀）；这同样也可能出自中上层人民对现实的冷漠态度，毕竟这样的借口有利于他们在不公平的责难中安然脱身。

以前并没有真正理解失业的人有多么艰难，我以为只要有一双手就可以养活自己，我也一直认为《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只是夸张的表现，可是看完这部电影，才发现事实并不尽然。

步入晚年的布莱克失业了，经济拮据，他生平第一次申请了社会救济，在那里，他认识了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瑞秋，瑞秋的生活似乎更不如意，黑眼圈很重，脸也很瘦削，在家里连饭都不够吃，主食给了孩子，她自己只能每天吃水果解饿，在布莱克的陪同下去了食物救助站，采购到一半时，饥饿的她悄悄打开了一听罐头，倒在手中吃了起来，她的吃法就像一条流落在街上的乞丐，她满脸羞愧，对着管理员说对不起，管理员和布莱克劝慰着她，让她不要伤心。

在帮助瑞秋的时候，布莱克自己的生活也一塌糊涂，他年迈古板，从来都没用过电脑，在新时代面前，越发手足无措，因为需要，他先去参加了简历培训班，又写好简历一家一家地询问有没有空闲的职位，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筋疲力尽，可是到最后，补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因为布莱克投简历的证据不够充分而把他列为制裁对象，并且告诉他如果不继续求职，最高制裁的时间可以达到三年。布莱克面无表情的走出了房间，没有恳求，只是失望。

他去找瑞秋，却发现瑞秋在做妓女，布莱克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他对她没有责骂，也没有讽刺。说出来的话却是“书柜做好了，想要给你。”对待这个与自己毫无干系的人，布莱克就像一个慈父，和蔼善良。

布莱克走上街头，原本一丝不苟，有着道德原则的他拿着喷漆在办事处的墙上写下了一句话“我，丹尼尔布莱克，要求在我饿死之前，安排我的申诉日，并换掉咨询电话里的烂铃声。”通过周围人的欢呼可以知道，没有人反对他的这句话，这就足以证明行政机构的繁琐程序和不通人情引起了大众的广泛不满。布莱克只是一个失业的人，他正直友好，却没有得到属于他的权利，他只是对这个新世界不甚了解，却因此只能在食不果腹中度过余生。

在瑞秋和布莱克即将要对不公平的制裁提出申诉的时候，布莱克死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他躺在卫生间里，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布莱克的葬礼上，寥寥几人，瑞秋念出了布莱克生前没有念出的申告：“我不是委托人，也不是顾客，或是雇主，我不是懒人或骗子，也不是乞丐或小偷，我不是保险编号的数字，更不是画面里的点，我默默的尽我的责任，光明正大地活着，我没有卑躬屈膝，邻居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们。没有向慈善机构乞求，甚至没有期待过，我是丹尼尔布莱克，不是狗，是人，因此我要求夺回属于我的权利，要求对人的尊重，我，丹尼尔布莱克是一个市民，不在那以上，也不在那之下。”

与其说瑞秋对着几个人念出这番话，不如说瑞秋对着的是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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