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太阳

看片的时候只会有两样东西存在，多味花生或者点五。 看功夫之王的时候我耗掉了两包多味花生，看毒太阳的时候，我只抽了一根烟。 然后把烟头扔进装了水的空瓶子里，看着它和同伴在水中发胀开来，然后颜色变得混沌，那个永远喜欢在电影里面演主角的米哈尔科夫，终于失声哭了出来，在经过那个挂着斯大林巨幅画像的热气球时。他在最后的字幕中告诉我们，以此献给所有在这场大清洗中牺牲的人们。 究竟想不想去知道历史，不是个人的责任，那天偶然看到一篇讲述南联盟错综复杂利益冲突的文章，这才能明白为什么南斯拉夫电影中那些超现实的情节的产生，或者那个土壤只能产生这些花，或者那就是现实，我们沉迷于讽刺，然后被时间耽搁。我说爱你，你就满足了？我们历史书上关于那个大清洗的篇幅不会超过一面，我们甚至会怪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给西方世界污蔑社会主义提供了借口，我们说功大于过，但几千万条人命，要什么样的功才能弥补。 蚊子在手上扎了无数个口子，也许没有痛楚，只有一些红点，发两声牢骚，怪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我们说蚊子是无法灭绝的，那么蚊子的存在就是有理的。 纪德在《访苏归来》中越来越悲哀和愤怒的诉说在苏联看到的一切，甚至在稍微温和的正文被共产主义和左派人士群起攻之的时候，还要继续发表更加措辞激烈的附文。那是什么，那就是暴力，或者如果我们也是当事人，那我们也会如同《蓝风筝》里那些同事一样趁濮存昕上厕所的时候选他为右派，我们要适应体制，我们也希望一切越来越好。 在影片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渲染温馨的家庭生活后，裂痕实际上也在一点点撬开，没有什么是可以保证一切的，《暗算》里面的知识分子可以为了吃肉放弃尊严，而当电影里的人们在维持原有生活状态的时候，实际上都可悲的发现“虽然有香味，但生活的味道消失了……” 记得99年的时候，我和很多人一样都认为米洛舍维奇是英雄，带领南斯拉夫人民抗击美帝，对新闻里面那些接受采访时不支持他的人心中暗骂，真不是个东西。但是现在，我可悲的发现把南斯拉夫人民都拖入战火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就是他，如果他没有搞“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其实是可以避免很多悲剧的。记得有人说过，为了专制，就要让人民感到恐惧。而专制者都在把玩天平，不要触动恐惧的底线，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祝贺斯大林，至少在他生前，他做到了。 在看《西伯利亚理发师》和翻拍过的《十二怒汉》时，我并没有被这个大胡子胖子所感动，甚至在《十二怒汉》里面，我对于那冗长的俄罗斯话感到疲倦，那些伪说教的句子，简直是咒语。但在《毒太阳》里面，能感受的是那种情感，是那些缓慢的镜头，是金色的光，哪怕是要吞噬这一切的太阳，都在他的触摸下变得忧伤。 这些被仪式化所替代的东西，最简单的被隔离开来，我们能读懂的，不是情节，是情感，那是塔可夫斯基在乡愁里面带给我们的，但，我们能恨吗？ 巴西的《精英部队》用以暴制暴来衡量一切，然后柏林给了它金熊，那么，是不是《狗咬狗》和《导火线》这样的港片也能够达到入围的水准呢？ 天气炎热，为了躲避蚊子，我可以穿上长袖外套。 那片几乎点燃的麦田，也许只有做到极致，做到血淋淋的对视，才能看到本质。 让我们记得悲剧，不是让我们学会仇恨，是让我们避免下一个悲剧。

我在大学时代读过不少关于斯大林大清洗的著作，例如《让历史来审判》系列、《古拉格群岛》等，当然还少不了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和未完成的《斯大林传》（他在写最后一章时被斯大林派来的特工暗杀）。《烈日灼人》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相关的电影作品，虽然这部电影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受到西方热捧（赢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但我以为它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都是值得肯定的（豆瓣评分达到８.６分）。

影片主角科托夫是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之一。作为苏维埃富于传奇色彩的战斗英雄，他知道斯大林的热线电话号码，过着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特权生活；影片中受人尊敬的他，一个电话就制止了苏军破坏庄稼的坦克演习，但仍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被捕前，他久久地凝视着自己与斯大林的合影。或许他在思考，难道他为之献身的一切都是谎言？

抓捕科托夫的米迪亚出身于一个只准讲法语的贵族家庭，双亲均遭老布尔什维克镇压，正是科托夫下令让他背井离乡，并且抢走了青梅竹马的恋人玛露莎（从米迪亚的视角）。米迪亚出卖了八名白军将领的下落，得以成为契卡（克格勃前身）的秘探，逮捕了科托夫，以叛国罪将其秘密处决；这到底是他个人的复仇，还是“俺胡汉三回来了”？

影片没有刻意去塑造什么英雄或小人：科托夫是个好父亲、好丈夫，豪爽、大气；完全被动的玛露莎旧情难忘；米迪亚最后自杀，证明他良心尚存……唯一的坏人似乎只有斯大林。影片末尾热气球吊起的斯大林的画像飞升起在金黄的田野中，如同毒太阳。画像下契卡情不自禁的敬礼，被契卡暴打的革命战争英雄科托夫则悲怆的留下了眼泪，这一幕我至今难忘。

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为科托夫叛国事件平反。同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能够比赫鲁晓夫高明一点点，不再把大清洗的罪行完全归因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报告把真正的根源引向次要的方面，如斯大林的个性和特点中去，从而使官僚机构得以逃避批评，保存下来。在一个段子中，赫鲁晓夫又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突然，却有人给赫鲁晓夫递了一个条子，上面写到“赫鲁晓夫先生，您在斯大林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成员，为什么在当时不反对斯大林的独裁呢？”赫鲁晓夫看过纸条后，没有做太多迟疑，便立刻将字条上的内容大声念了出来，台下开始出现一片骚动。赫鲁晓夫又大声说道：“这是谁递的条子？站出来！站出来！”下面的骚动更加强烈了，很多人都开始紧张了起来，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的人都知道，在大会上抓走反对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片刻之后，赫鲁晓夫却平静的说：“你们瞧，在现在的情况下，我如此民主，你们却不敢站出来当众反对我；而斯大林时期是那样的恐怖而专制，我又能做些什么呢？谁能有胆量站出来顶撞斯大林呢？”接着，会场上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掌声。其实，赫鲁晓夫不敢说明的是，即使显赫如斯大林，也不过是官僚集团的代表。官僚集团才是幕后总指挥。在官僚看到世界革命的曙光消失，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斯大林针对不断革命论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给官僚吃了一粒定心丸，从而得到了官僚集团的欢心，将托洛斯基排挤出国。二十年代末，城乡矛盾激化，布哈林要求扩大市场机制，排除工业企业管理中的官僚化。这就击中了官僚的要害。斯大林断然抛弃新经济政策，实行全盘集体化，从而加速筹集工业化资金和扩大官僚的行政和镇压机构，反手打垮了前盟友布哈林派（布哈林在一封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写道：“我对你说句实话，我在侦讯过程中承认的那些罪行都与我无关。”那么为什么要承认呢？因为，“世界历史性重任”压倒一切。《斯大林秘闻》来源：总统档案馆）。

电影《烈日灼人》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被烈日灼伤的时代。影片中很多场景和道具都被寓意了深刻的义：河边危险的碎玻璃以及假日中的军事演习暗示着国家平静中有股暗流在涌动。三十年代，官僚集团看到由于自身暴政所招致的不满，不但毁掉斯大林，而且还将动摇整个官僚机构。１９３６年，斯大林宣称苏联是无阶级社会。但他心知肚明，党内反对派虽然被打倒在地，可他脚下的土地还在动摇。旧反对派分子依然心怀不满。在社会上，托派的传单在最高党校内四处传阅。高加索政教学校和莫斯科师范学院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属于禁品的“列宁遗嘱”。工厂的墙上，处处可见反对斯大林的标语。农民无力对抗集体化，却大量屠宰牲口，消灭储备，毁坏工具，由此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次战争。一些省份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斯大林肃反秘史》第３３页）。凭着他的惯常的实用主义，斯大林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这个党是怎样的官僚化，他都不能够使它、更不能够使从１９３０年以前的时期留下来的共产党核心份子接受他的犬儒主义的现实政治。为了一劳永逸地巩固他的权力，他不得不要摧毁这个党。用一条血河把这个党与古典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开。为此，在他们的纵容下斯大林实行了大清洗。凡是能够危及官僚统治的人（包括所有的托派成员）都被送去见马克思，数十年后反对派才重新积聚起力量。大清洗还为新进者提供了至少５０万个领导职位，并且，通过把数以千万计的人强制劳动，为苦于劳动力缺乏的当局省了多少心啊。大清洗大约有２００万人被杀害。（《斯大林政治评传》）

有人会觉得奇怪，一个秘密警察就把群众景仰的英雄拉下马，科托夫与领袖有合照，关系肯定不浅，但是要注意这不是电影的杜撰而是一个真实事件的电影再现！当时斯大林官僚集团正是通过这场血腥的大屠杀，把几乎全部的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３３年之间的大部份党国领导人，彻底消灭了。整整一代受过十月革命锻炼出来具有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的精华，工人、农民及各阶层的优秀分子都被消灭了。不要说科托夫，就连对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都被指控为犯了“叛国罪”，立即被枪决了。二战前受迫害者的红军指挥员竟达三万五千人之众，其中有苏联五名元帅的三人，十五名军团司令员中十三人，八十五名军长中五十七人，一百九十六名师长中一百十一人，四百零六名旅长中二百二十人，所有十一名副军事人民委员，八十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七十五人。这成为卫国战争初期苏联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卫国战争胜利之后苏联已经与美国并列成为两强之一，谁都想过几天轻松日子，但五十年代初斯大林还想发动新的清洗以继续凌驾于官僚集团之上，因此他就只好一个人躺在家里等死，大半天都没有人来救他。之后赫鲁晓夫发动的非斯大林化和清洗贝利亚也对党机关有利，因为贝利亚的掌权将使国家安全机关凌驾于党机关和整个政治体制之上，使官僚没有安全感。赫鲁晓夫执政后期记忘乎所以，竟然试图对官僚机构动大手术（特别是分农业党及工业党），结果自身落到医院里领取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