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之歌

看的是导演剪辑版，分5集，像看电视剧一样。非常有味。仿佛吉普赛人的生活就在你面前展开如梦似幻。吉普赛风情的旋律抓耳抓心，极富幽默感与生命力。对人性的温情与挣扎的展现手法独特。魔障表面下涌动着深沉。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与《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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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2017 年/4 月/18 日/第 004 版

聚焦·北影节

电影大师库斯图里卡告诫青年影人——

不要让电影变成电子游戏

记者 陈涛

本报讯（记者 陈涛）“不少人评价我的电影带着一份淡淡的忧伤。”昨天，在自己的影片《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映后交流会上，63 岁的塞尔维亚电影大师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耸耸肩，摊开双手，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旋即他又露出高兴的笑容：“我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没有遭受任何创伤，我非常喜欢这个和我的祖国一样神奇而美丽的国家。”

不少人将他归为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即善于与现实拉开距离，开启反思。他以自己早年的影片《流浪者之歌》为例，“当我的国家长年处于战火之中，和平消失，一定会影响到艺术家的创作。”他说，人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他选择的路径是“躲”进电影里。

“电影最大的敌人是自然主义。”他毫不掩饰对好莱坞某些影片拍摄套路的厌恶。“电影里几乎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开车回家，来到房子前面，从车里面搬下从超市买回的食物，走到门口，用脚踢踢门，问有没有人在家，然后进去吻他的妻子，最后将食物放进冰箱里。我觉得这个实在太无聊了。”库斯图里卡说，他做出决定拍某部片子，一定是诸如家庭、战争或是政治这些真正的问题在深层次触及了他的灵魂。“就像你们刚看完的这部电影，你可以用任何的语言评价它，但它一点儿都不无聊。”他回忆说，曾经一位好莱坞发行商对他说，《地下》这部电影实在太无聊了，“我对他说，这部电影可以是任何的东西，但它绝对不是无聊的。”

被问及年轻导演该如何发掘素材时，他的建议简单得近乎随意：“即便你碰到一个警察或是走进一个社区，你都可以从中发现非常棒的故事。只是你还要加以艺术化再造，而不要让电影成为电子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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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世界局势十分复杂，充满了戏剧性。这个世界正处于被迫重组的边缘。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直在宣扬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虽然我不认为我们会在短时间内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它从南斯拉夫开始，在罗马尼亚继续发展，随后它开始波及英国和中东，现在则终结于叙利亚——或许仍然在继续。在你们国家的海域，贵国与许多周边国家——事实上是西方国家存在问题，我可以说，干涉主义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同一出戏带到了你们这里。

因此，当今的世界又拥有了另一个征兆，或者我更愿意说是标志——人类当中大多数的生活被暴露在媒体的眼睛下。多数人的生活被转化成了虚构的故事，而这些虚构的故事，在人们看来便是真实。即使在我们最陌生的非洲——非洲人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贫穷，他们可以拥有最贵的鞋子甚至苹果手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们的生活也会被转化成故事，传播到世界的另一端。所以，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们处在一个充满虚构的生活中，当中充斥着红毯、以及红毯秀上那些迷人的形象，而所有这些糟糕的事情，便是我们口口声声宣扬的人类社会的最大成就。

库：我强烈地相信我们应该让事物回到它本真的状态，我们必须回归到正确的事物上，回归精致的好电影，为年轻人创造能使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氛围，而不是建立那些只追求金钱的氛围。金钱是现代文明中最愚昧的一面，是末法时代所诞生的新神。人们被蛊惑花尽所有的时间去追逐所谓的金钱，却发现自己却越发地贫穷。如果你回望一下，我的乌拉圭的总统朋友——穆希卡（Jose Mujica）先生 [1] 曾告诉我：“他们谈论起我时把我当成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总统，但其实他们才是愚蠢的，因为贫穷恰恰是我们为那些没有时间去过的愚蠢生活所标示的价格。”那些最有权力的人并非活在“生活”里，他们活在自己的权力里，他们忘却了是什么使生活美好、什么是人从出生到终结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电影应该点明人生中这些真正重要的内容。

库：可以这样讲，不仅如此，我认为电影创作者应当为人们做出更多严肃深刻的影片去努力，而不仅仅只是制作出一部又一部钢铁侠、蝙蝠侠、或者别的什么侠，这些影片只是好莱坞工业体制意图剥夺人们时间从而控制人们生活的象征，而不是让人们通过观看来汲取营养。

库：是的，我非常喜欢看这些导演的电影，包括费里尼和布努埃尔。我想说，我们所聚焦的那些东西往往是充满悖论的，现代戏剧所关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关于生活的悖论，因为我们都或多或少地生活在矛盾的生活中。

费里尼就是这样一个从现实主义过渡到怪诞风格的创作者。我总是在做怪诞的电影，而且时不时我还曾打算要做魔幻现实主义的电影，但我没有刻意这样做，因为我拍的电影很多是关于吉普赛人的电影，吉普赛人的生活本身具有浓烈的魔幻意味。

这是一个吉普赛男人的史诗，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的故事，一个穷人变为富人的黑暗史，一个会超能力的人用超能力复仇的荒诞神话。私以为这是老库最悲情也最魔幻的作品。

影片开始便是贝汉的舅舅在村口不停赌博不停输钱，并且还搞大了村里一个女孩的肚子并不认账……这个是赌如命的舅舅为了找外婆和贝汉要钱用吊车将房顶和四面墙吊起来悬在空中的场面荒诞又喜感。贝汉的外婆拥有某种治愈疾病的超能力，而贝汉则拥有用意念控制金属物移动的超能力。这样的人物技能设定本身就自带了超现实主义魔幻色彩，也与吉普赛人的风格气质相匹配。这样一个没有国家，四处流浪，居无定所，载歌载舞的民族本身就是一种魔幻的存在。贝汉的妹妹有腿部疾病，无法正常行走，而外婆的超能力对此却无能为力，这是外婆内心最大的伤痕。贝汉与漂亮姑娘阿兹娜两情相悦，贝汉告诉阿兹娜如何烧出石灰时，阿兹娜却不停在问贝汉会不会接吻。两人看完电影后在草垛里接吻，贝汉向阿兹娜展示了自己隔空移物的技能，此时的两人如此浪漫美好。但阿兹娜的母亲却因贝汉的贫穷毫不留情的拒绝了这桩婚事。阿兹娜的父亲将愤怒的母亲挂在墙壁钩子上任由母亲悬空骂街的画面让人忍俊不止，老库的幽默感总是充满了卡通元素。失意的贝汉在村里的大钟下上吊自杀却被村口老大爷救下送回了家，没想到自己的自杀成全了外婆与村口老大爷的一夜情……那天晚上贝汉做了一个梦，梦里他飞在空中，随后降落在河里，河里有许多人，其中就有阿兹娜，他跟在阿兹娜身后，众人将贝汉与阿兹娜围住，仿佛在共同见证和祝福两人的爱情。而此时外婆站在岸上看着他，眼角湿润......

一次偶然的意外，外婆通过超能力挽救了族长阿梅德被食物噎住快死掉的儿子，阿梅德非常有钱，为了表示对外婆的感谢，阿梅德答应了外婆的请求带着贝汉残疾的妹妹去大医院治疗腿病并带上贝汉去意大利米兰淘金。贝汉渴望赚取金钱，这样才能实现与阿兹娜结婚的夙愿，才能让阿兹娜的母亲看得起自己。就这样，贝汉来到了米兰，结果发现在村里声望极高的阿梅德只是在米兰做着坑蒙拐骗这类肮脏勾当的不法者。贝汉起先拒绝为阿梅德做事，但阿梅德承诺一定治好妹妹腿病并且给贝汉在老家买一块地建一座房，最终贝汉加入了阿梅德的组织，并且得到了重用，能力也得到了认可。贝汉卫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躲进纸箱里逃走的桥段可以说是老库的招牌情节，比如《黑猫白猫》中婚礼上逃跑的新娘也是如此......

在阿梅德病重之时，甚至提拔贝汉为掌权者，至此，贝汉开始过上了西装革履的体面生活。他瞒着阿梅德回到家乡，将钱砸在阿兹娜母亲面前，母亲立刻，迅速，斩钉截铁的答应了他们的婚事......但怀孕的阿兹娜却让贝汉心生疑虑，认为孩子不是自己的。最终贝汉还是与阿兹娜结了婚，并一起来到了米兰。但贝汉打算卖掉阿兹娜肚子里的孩子，他已经在环境的侵染下变得冷血和麻木。阿兹娜为了保护孩子，独自离开住处，无助的在黑夜中行走，最终她飘在空中，身旁火车疾驰而过，她在铁轨旁生下了孩子并死去……这样超现实的生产画面让人难忘。结果阿梅德带走了贝汉的儿子消失在米兰，答应建造的房子和治疗妹妹腿病的承诺也都是谎言，贝汉除了钱，妻离子散，一无所有。

多年后，他找到了为阿梅德工作的妹妹，通过妹妹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他离开儿子去找阿梅德报仇时，儿子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留下眼泪的脸庞让人心碎。贝汉最终用意念控制叉子杀死了婚礼上的新郎阿梅德，但贝汉也被新娘开枪打死......

葬礼上，儿子拿走了放在父亲双眼上的金币，躲进纸箱里逃走了。他对父亲的情感是疏离陌生的，他的父亲也曾纯真过，但人的成长往往都是如此的不尽人意，努力有时会让结果背道而驰。有太多不可测的元素和不可知的人心让努力付诸东流。这是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即便一开始你是戴着眼镜逗火鸡展翅的懵懂少年，你是“恬不知耻”表白求婚的屌丝青年，你是自杀未遂的失败者，终究抵不过环境对你成长的影响。一个从小地方，从贫困之地来到大城市渴望改变一切的懵懂少年何尝不是如此。各大商业街区游走的社会边缘青少年何尝不是如此。偷拐抢骗，人人喊打。他们的人生故事也许比贝汉还要曲折戏剧化。现实中人人唾弃，电影中让人反思，这便是艺术的力量。

《流浪者之歌》中，库斯图里卡将吉普赛人流浪的悲凉和对土地的眷恋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夹杂着库斯图里卡式的幽默与讽刺、嘲弄与荒诞、魔幻与现实、象征与解构、夸张与真挚。他也凭借这部蕴藏着对民族和故土复杂情感的影片，获得1988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

20世纪80年代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分崩离析，库斯图里卡不知何去何从，只好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电影学期间，为了适应好莱坞电影环境，他用好莱坞的方式拍摄了《亚利桑那之梦（Arizona Dream）》（1993），以类似旅行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青年的美国梦，同时也成为导演本人命运的一种暗喻。虽然这部影片在美国并不卖座，但是却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20世纪90年代初期，库斯图里卡的父亲因为在萨拉热窝的房子被摧毁，死于心脏病，家人们只能去黑山避难，库斯图里卡觉得有必要回到故乡，向世界讲述故乡的故事，于是毅然回国。

因此，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不乏对国家政治和吉普赛民族的观照。甚至在很多影片中，吉普赛人成为他电影中的主体。《黑猫，白猫》和《流浪者之歌》就写尽了作为吉普赛人民族性格的“流浪”。这种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两歧性：流浪一方面使吉普赛人个性鲜明、热情奔放、洒脱豪迈，从梅里美的《卡门》中很容易看到这种性格；另一方面，也使得吉普赛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边缘人，他们被排挤、被压迫、被蔑视，这种状态甚至持续到当代社会。

吉普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库斯图里卡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与后者生活在萨拉热窝的童年经验有关。更重要的是，早从十世纪便开始迁徙，且是最早移居西方的东方民族之一的吉普赛人，在西方虚构作品中提供了东方异教徒最根深蒂固的画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塞尔维亚电影传统的表现。《流浪者之歌》中，库斯图里卡细致入微地探讨了吉普赛的宗教问题，即吉普赛人的反基督教信仰。比如片中的净身仪式，最早就来源于斯拉夫民族的异教信仰；影片结尾处十字架倒置的场景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些也都为吉普赛人贴上了异教徒的民族标签。《流浪者之歌》中的吉普赛人节庆仪式,在这个仪式上，音乐、舞蹈、醉酒及一切具有吉普赛风格的享乐，都呈现出吉普赛民族和文化的特征。

在对节庆的表现中，库斯图里卡常常使用马戏团等元素。马戏团表演中的特技和魔术等项目，给人以超现实的魔幻感。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的很多桥段恰好与特技、魔术如出一辙：《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中的迪诺会催眠；《爸爸出差时》中的马尔克梦游过程中可以看见一切现实之外的事物；《黑猫，白猫》中吉普赛老人死而复生；《流浪者之歌》中男孩可以用意念操控餐具……这些超现实、甚至是反现实的设置，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后现代手法。

此外，“飞行”也是库斯图里卡电影的标识之一。《爸爸出差时》的结尾处，马尔克似乎要飞向天边；《地下》的婚礼上，新娘在空中飞过；《流浪者之歌》中也有新娘飞行的桥段；《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中迪诺告诉多莉·贝尔，他梦见自己在城镇上空飞翔。飞行场景几乎出现在库斯图里卡的每一部影片中，创造了强烈的脱离感和惊异的体验。在谈及运用飞行场面的原因时，库斯图里卡自己说：“我在布拉格的一个老师告诉我，‘分辨好电影和坏电影的方法，在于好电影的每个角色仿佛都没有了重力。’于是我想，我为何不学夏卡尔，真的让人们都飘起来呢？”事实上，飞行场面的设置具有某种象征性。所有飞行的人有着共同的边缘身份，在生活上遭受放逐，为了逃离这种生活，他们只能选择“远走高飞”。甚至可以说，“飞行“似乎是库斯图里卡影片中的边缘人逃离恶劣生活处境的唯一方法。

在马戏表演的狂欢仪式中，其形式感可以使观众从日常生活走进另一个喧闹躁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获得另一种对生活的体验。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现实的魔幻感、人物形体的扭曲、动物，往往同时出现，形成某种无秩序的状态，这种无秩序存在于库斯图里卡的多部影片中，构成了马戏团美学的内在逻辑理路。库斯图里卡总是将多种动态形象放置在同一个场景内，这些形象通常没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当他们一起出现完成场面调度时，却又衍生出很多不确定性因素，造成了画面或场景的躁动和混乱。《流浪者之歌》的奇异梦境中大量看似混乱的元素，以及贯穿全片的手风琴、火鸡、婚纱即是如此。

正是通过这种狂欢化的手法，库斯图里卡在婚礼叙事中融入了巴赫金所谓狂欢节的全部特征，如全民性、仪式性、等级消失和插科打诨等。库斯图里卡电影中，几乎所有人物都会参加婚礼仪式，在仪式上任意嬉戏玩闹。事实上，在吉普赛人的世界里，婚姻本来就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成为吉普赛法律最基础的组成部分。他们视婚礼为人生的首要大事，甚至有人认为普赛人热衷于旅行，往往是为了会见亲友和为儿女选择伴侣，可见婚姻对于吉普赛人的重要意义。因此，婚礼场景作为吉普赛文化的一部分，被库斯图里卡凸现出来的。库斯图里卡力图通过婚礼场面的那种失序和狂欢，表达出自己对世界独特的感受。《流浪者之歌》中，婚礼之外的生活都是索然无味的；《地下》中的人们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中度日如年，每天都重复着日常琐事，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几近扭曲，对婚礼所营造的另一种世界充满深深的期待；《生命是个奇迹》中卢卡修筑铁路的沙盘上也有一个模拟结婚的场面。

不仅如此，库斯图里卡影片中的宗教仪式，也发挥着与婚礼类似的效果。譬如《流浪者之歌》中的净身仪式发生在圣乔治日，这个节日对于吉普赛人来说意义重大。表现这种仪式，同库斯图里卡本人的南斯拉夫背景有关，同时，这些仪式也鲜明地反映了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风格。仪式大部分是无章无序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程序，而更像是多种义素的交织错落。巴赫金认为起源于酒神仪式的狂欢节“脱离了自己常规的生活”；而库斯图里卡影片中的婚礼、宗教庆典、“向上飞行”，也确实体现出了对轻松感和自由感的追求。既然世界杂乱无章令人费解，毋宁带着个人的理想逃离这个世界，或者说去到另一个世界。

这完全可以看作是库斯图里卡电影的表达方式：他尝试用一种看似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去理解这个世界。在这种失序、狂欢和非理性背后，隐藏着库斯图里卡深刻的理性逻辑和家国意识。正如库斯图里卡自己所说，“我们要带着理想拍电影，我们必须相信电影，所需要的只是从主导潮流中脱身而出”，即是说，以一种反秩序的理性来思考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