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如果没有那个让人震惊的结尾——警察在一群孩童的暴力围攻下束手无策——充其量，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它回到暴力的话题，并将之归于环境。

正是有这个意料之外的收尾，《悲惨世界》变成一部杰作。它揭示了暴力的根源来自童年：暴力是养成和习得的，而非一时冲动；同时指出孩童在犯罪上的“优势”。

社会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孩童，即便他们犯下罪行——法律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犯罪不认为是犯罪，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于是，一种“例外状态”被人为开辟出来。

在《悲惨世界》的结尾，警察面对孩童们的暴力袭击，无力还击（也不能还击）。不对未成年人行使暴力，这不仅是伦理上的约定，也是被法律明文严格限制的。

相反，倘使对方是成年人，警察不仅可以用暴力回击“袭警”行为，甚至可以将对方击毙，而不必负法律责任。孩童成了例外，孩童犯罪成为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

《悲惨世界》抛出了这个问题，又没有给予答案。这是电影又一处让人觉得高明的地方，如同一份关于暴力的社会学调查论文。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没人知道答案。

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开幕在即，对于我们这群身陷疫情困境的影迷而言，或许是近期唯一值得期待的影坛盛事了。趁正式颁奖之前，我们不妨再来围观一下今年的入围名单：第92届奥斯卡提名名单，有惊喜有遗憾。战役尚未打响，最佳影片的公关造势已趋于白热化。

相比之下，“最佳国际影片”则似乎早已没什么太大悬念。但尽管《寄生虫》的获奖概率最大，另外四部入围之作也同样不容小觑，包括《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以及我们今天要深聊的《悲惨世界》。

《寄生虫》《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

而这还得从去年的戛纳说起。相比往年，第72届戛纳电影节可谓少有的“大年”，昆汀、阿莫多瓦、马力克、奉俊昊、达内兄弟、肯·洛奇等名导新作纷纷亮相电影宫。

众多瞩目中，新晋导演拉·吉利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竟出乎意料成为一匹黑马，从诸多大师手中夺得一座评审团奖。而在影迷们眼里，这部影片除了能让人感受到如同斯派克·李当年拍《为所应为》时的锐气之外，更宝贵的是导演对暴力这一社会概念的认知，以及其对摄影机的独特理解。

影片《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法国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圣德尼省，这里通常被人们称为“93区”或“93省”。因为其本身具有工人社区的属性，再加之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93省逐渐成为“治安灰色地带”，贩毒、卖淫、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极高。

93省之于当今的法国，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一方面，93省是大巴黎扩建政策以及法国移民政策的象征，再者从人权的角度出发，法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其弃置不顾。但另一方面，从数据来看，93省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其本身发展前景较差，再加之当地治安管理的高难度，使得管理经费日益增加，这对于饱受极端组织恐怖袭击威胁的法国政府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三不管”的境遇之下，93省演变出了一种并不法式的独特街区气质。《悲惨世界》的开场片段无疑诠释了这一点：法国在世界杯夺冠后，不同肤色的人凑到一起，在凯旋门前集体狂欢；表象之下，拉·吉利规整的手持镜头，则在此营造出一种虚幻的幸福之感。

然而，镜头之间一动一静、景别之间一大一小的组接，在表现出渐进、有序的节奏的同时，也使得段落内视觉差异较大的不同空间被这种节奏强行“和谐化”了，这本身就是反和谐的，它与文本上的开场即高潮相呼应，形成极其反常的观感，使得观众愈发不安、焦虑。这种影像上的不安感延伸开来，悄然演变为街区气质的基调，即“暗流涌动的危机感”。

随着三位警察的集结，镜头开始聚焦于他们乘坐的警车。警车在此成为叙事的主舞台，警车内，三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警察在闲聊与执法过程中展现出个体之间明显的差异，三人在车内看似一片祥和，实际上一下车便漏了馅。

面对移民女学生，克里斯强硬而暴力，瓦达袖手旁观，斯蒂芬则不断劝阻克里斯不要暴力执法，主张和平处理。随着三人矛盾的铺垫，“暗流涌动”的93省街区气质也被赋予到了车内空间以及这组三角关系上；警车由此被融入到街区之中，其外来者的形象也被弱化。

而警车外，大量的常规镜头下，通过警车的路径对街区大环境进行展示。伴随着克里斯的“毒舌”，街区的多方势力轮番登场，与三位警察或是发生冲突、或是展开“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街区生态关系的轮廓也渐渐明晰。

群体与群体间的尖锐矛盾潜伏在和平的表象之下，无论是警察、“市长”还是黑人孩子们，都不过只是街区舞台上的配角而已。而“主角”的缺失似乎使得街区形象被蜕去一部分电影的虚幻感，更多地落到生活的真实当中，传达出“暗流涌动的暴力就潜藏着我们的生活周围”，由此观众的不安感被继续放大。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在展现街区时也加入了大量关于文化的注脚：持有无人机的黑人孩子在周末被父亲要求“到外面去，即使什么都不干也好”；克里斯对雨果《悲惨世界》的调侃；穆斯林对街区事务的干涉，等等。这些看似戏谑幽默的片段背后却隐藏着沉重的社会问题，工人阶级对后代教育的忽视、警察治安管理的无力、宗教团体的膨胀，导演将最有力的社会表达融入到最平常的概括中，宛如社会的解剖镜，缓慢有力。

幼狮的失踪则象征街区内“权力的游戏”的开始，从马戏团偷走幼狮的孩子一时间成为权力的漩涡中心。这场意外调动起全片铺垫的所有冲突，警察、帮派、宗教团体对幼狮的争夺，实质是对街区管理话语权的争夺。在不正当的权力斗争中，暴力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只会愈演愈烈。

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方面，孩子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正常教育，反而遭受了对心理造成极大创伤的暴力恐吓；另一方面，品尝过昙花一现的权利滋味的孩子，显然对权力也有了依赖性，这些都无疑在孩子心中埋下新的“暴力种子”。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野蛮规则在现代社会也依然适用，人类社会的暴力似乎陷入了一种悲剧性的循环之中。旧的暴力还无法解决，新的暴力便早已应运而生。

既然“暗流涌动的暴力”已愈演愈烈，那么接下来就只剩趋于爆发。在基本交代完主要人物关系之后，导演安排了多场激烈的追逐戏，将观众原本沉默的感官瞬间调动起来。持续跟拍过程中依然保持镜头稳定感，使得画面产生一种新闻纪实效果，同时又大胆运用跳切，稳定之余不忘强化场面的混乱。

暴力的真正爆发则来自于那场孩子和警察的“追逐战”，手持镜头的晃动感在这场戏中达到了峰值，和喧嚣的打斗一起将影片推向第二个高潮。而当瓦达打伤孩子时，与叙事上的高潮相反，视听选择了“沉默”。镜头在三个警察的面部来回游离，通过外部事件，再一次强化三人的差异。

随后，加入大远景无人机航拍、嵌入新叙事线索的同时，极力地制造出一种去情绪化的客观感。这实质上是前半段对街区描绘策略的延续，越是暴力越是冷静，这便寓意着暴力的永无止境：“高潮之后，显然还有更多的暴力正蠢蠢欲动。”

高潮暴力冲突下，导演选择暂时冷静，这使得摄像机的外部角色属性被平稳感大大消解，似乎眼前的暴力并不是摄像机面前的表演。经过长篇幅的铺垫之后，他们已然成为这个街区鲜活存在的个体；而潜藏于日常生活的暴力，被“自然”地戏剧化表现，并为观众所接受。

在影片的后半段，导演将这种循序渐进的暴力表现节奏发挥到底，在看似一天终于结束、趋于一片祥和之后，将冲突再次推至极点，一切又因此沦入万劫不复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的摄像机在电影中时常变换着不同的身份。在前期铺垫街区群像的时候，摄像机像是一个窗口，观众通过这个窗口客观地注视着街区中的一切，影像由此产生了高效的概括效果。

随着主要环境的铺陈结束，摄像机视野变小，关注点由外部大关系转为内部小关系。此时的摄像机则变为显微镜，细致地剖析着几个团体间内部的矛盾，将文本上的注脚高度视觉化，某种程度上也服务着叙事。

而激励事件发生之后，摄像机运动方式产生急剧变化，运动镜头数量增多，小景别使用频率提高。摄像机在导演的掌握下展现出极强的侵略性，街巷、室内、人物身上，无处不存在着摄像机高速运动的痕迹。而第三人称视角的强化使得摄像机在暴力冲突中逐渐演变为一个“在场”角色参与其中，它像是暴力团伙的一份子，有着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但导演拉吉·利显然不满于此，在“在场”角色的确立之外，他又确立了一个“不在场”的角色：“无人机。”无人机凭借其广阔的视野，以及不直接介入冲突的处境，同步概括着街区冲突的所有。如果说摄影机展现的是客观，那么无人机展现的便是客观的客观，即所谓的上帝视角。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在同一场戏中营造新的对抗感，将暴力冲突进一步延伸到了影像空间之外，深入到观众的思维当中。

最后的“楼道战”段落则是摄影机身份的大集合：一开始，常规的巡逻下摄影机保持着与前段“平静窗口”的同步，而在诸如满载的推车、水枪、鬼鬼祟祟的人群等暴力元素反复出现后，摄像机又成为了显微镜，回到了车内警察的三角关系中，展现着三人面对不安的不同表现。

而当警察进入楼内时，摄像机又恢复了暴力冲突下的“侵略性”，随着听觉的先行嘈杂，摄像机迅速脱离警察视角，在冲突双方以及各种暴力工具之间来回穿梭。此时此刻，它聚焦于个人并不是为了叙述人物，只是为了捕捉暴力下人物的短暂情绪。而大多时候，摄像机不去聚焦于人，它只专注于燃烧瓶与闪光弹，将冷暴力发挥到极致。

虽然《悲惨世界》在文本上与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并无直接关系，但在电影的最后，导演还是选择了落在雨果《悲惨世界》的价值倾向上：“没有邪恶的人，只有邪恶的滋养者。”可惜的是，冰冷的文字在燃烧瓶的无情火光中显得格外无力。

事实上，暴力是永无止境的轮回，一旦开始便注定着你来我往，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轻易地成为邪恶之人。我们似乎无法用善恶的二元对立来评判这个萧条街区的居民，他们行走着，不知将步入深渊还是理想之乡。

相比于对雨果《悲惨世界》中真善美的美好向往，或许《悲惨世界》的序言要来得更为实在一些，他写道：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Q：您在蒙费梅伊（Montfermeil）长大，曾多次拍过关于蒙费梅伊的纪录片，以及一部名为《悲惨世界》的短片，这可以说是同名长篇的序曲：您拍摄这座城市的方式有什么变化？把它拍成一部故事片的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A：我一直都在拍摄这片土地，17岁时，我拍了第一部短片，19岁时，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我现在39岁了，拍来拍去，已经20年有余了。我为什么要开始拍东西呢，很简单，因为它吸引我，然后慢慢的，这个想法就开始成形了。刚开始，我拍的是警察，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叫作“copwatch”，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词。我拍他们，是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复杂的街区，警察们常常滥用职权。我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把它们传到网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些视频是有影响力的。我成了警察的眼中钉，他们一来，我就拿出摄像机。他们远远地看到我就喊：“注意，拉吉来了！” 他们讨厌我。

直到2008年的某一天，我拍下他们正在殴打一个铐着手铐的小男孩。第二天，我就被叫去警察局了，被要求交出这个视频。他们看了视频之后，意识到遇到麻烦事了。当时大概有20多个人围着我，然后威胁我… 我对他们说，视频可以留下，我也不会把它传到网上。当然，来之前，我已经把视频拷贝存底了。放我走后，我就去了Kourtrajmé（译者注：是一个关于视听艺术的组织）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办公室，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情况。大家聚起来，开了个会，决定打电话给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的父亲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他建议我们去找Rue 89 (译者注：法国一个新闻网站)。然后，我们通过Rue 89发布了那个视频。一经发布，便引起公愤，媒体开始关注，检察机关成立调查组，涉事警察被停职。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因为一个视频而被停职。

《在蒙费梅伊的365天》

这个故事，可以算是《悲惨世界》这部电影的一个起点：我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我的摄影机是一把武器。拿起摄影机的我就是这个街区的眼睛。电影里巴兹（Buzz）这个角色是我的儿子饰演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版本的我，用无人机拍下城市的地理风貌、结构类型，以及城市的偏僻程度。所以，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就有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了。在此期间，我仍继续拍摄，比如关于2005年骚乱事件的《在蒙费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关于非法交易大麻的《Go Fast Connexion》(2008); 为了拍摄《在马里的365天》（365 jours au Mali, 2014）去马里呆了一年，拍下了当地发生的一些冲突；还和斯特凡·代·弗雷塔斯（Stéphane de Freitas）一起拍了《大声说出来》（À voix haute, 2017），是关于辩论比赛的纪录片… 拍这些影片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既没去过电影学校，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以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另外，我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跟我同在Kourtrajmé的朋友，罗曼·加夫拉斯、金·沙比荣 (Kim Chapiron)，都已经有自己的长片作品了。我感觉我也得拍一部，拍一部给所有人“开罚单”的电影。

Q：所以您并不急，一直在养精蓄锐？

A：是，也不是。我需要时间来准备，但同时我也很想拍一部作品。要拍一部长片太难了，像在战斗一样，尤其是拍一个这样的题材。然后“蒙费梅伊的拉吉·利想拍一部长片”这件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关注的一件事… 还有要拍一个城区，拍这里的警察暴力，以及这里的悲惨，是非常复杂的。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坚持，在斗争。我找了两个制片人，Toufik Ayadi和Christophe Barral，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达了我不想为制片公司拍，而是想拍一部独立电影的想法。他们找到了资金，并且任我自由拍摄。那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个短片的剧本。对我来说，这是迈向长片的准备阶段。然后他们跟我说，先拍成短片吧，看看会收到什么反响。最后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参加了150多个电影节，获得40个奖，《大声说出来》和这部短片都被提名了当年的凯撒奖。有了短片的成功后，我以为，我们能轻松筹得长片所需要的资金，大概3百万（欧元）。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进展并不顺利，也没有收到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资助，最后3百万的成本被缩减到140万。

《Go Fast Connexion》

Q：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出来这是一部成本只有1百万的电影。

A：虽然资金不足，但我们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个街区，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认识所有人，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动员了大概有200多人。拍摄团队人数不多，我不太想让团队人数超过40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一个人就能负责化妆和发型这两项工作，完全足够了。但是，整体都非常有组织，正规，还申请了拍摄许可，等等。我是第一次这样拍电影，之前走的都是野路子。不过，如果在其他地方拍，这预算肯定不够。

Q：为什么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拒绝资助呢？

A：我不知道… 我听说，他们不会资助一部郊区小孩控诉警察的影片（笑）。但，其实，这不是电影想讲的点。

Q：但，还是有人觉得电影的结局会带来一些麻烦。

A：肯定。有人问我：“您不觉得这个结尾有点奇幻吗？” 我跟他们解释，剧本从开始到结尾都取材自真实的故事。最后一幕，我亲眼见过，就在我家楼道发生的事情，和电影里的情况一一模一样。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奇幻故事，是真实的。他们一阵惊慌，但是… 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Q：您为什么突然把叙述视角换到警察身上？这跟您之前的作品都有所不同。

A：是的，我通常都把视角放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也知道，人们期待我拍出一部反警察的电影。有一次，电影映前点映，观众中有一位是警察，映后交流环节他拿到话筒说，他被电影说服了。他在看预告的时候，也觉得这部电影会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但是看完以后，发现不是他想的那样，觉得既惊讶又感动，同时以他自身经验考量的话，电影里讲的东西很准确。我觉得通过警察们的视角展开情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来的警察，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过他们的眼睛，观众们也跟他们一起开始探索这个街区。只有生活在郊区的人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外面的人都一知半解。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浸入式的体验。

《悲惨世界》剧照

影片中，大概有四十分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可看的地方一点也不少：居民、地理环境、城市结构、各方势力… 这么长时间的铺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铺垫，情节才能继续往下发展。但也因为非常想保留这个铺垫，开拍前遇到的阻碍也不少：他们对我说，根据剧作法则，五分钟之后就情节就必须开始，否则观众会分心。我才不管什么剧作法，我不能让这些规则束缚住我的手脚。我认为没有生活在这个街区的人需要先观看这些铺垫，因为他们了解郊区的方式不外乎都是通过媒体，政治，或者一些具有陈见的电影。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武器，没有嘻哈音乐，没有毒品，我们尽力在规避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因为担心讲这类事件讲得不够准确。我还尽量让对话也符合真实情况。当然，台词是写好的，但演员可以根据这个台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如果他们觉得那样说更好的话，只要是准确的，哪怕一个镜头要拍上17次都没有问题。

Q：您跟亚历克西斯·曼蒂（Alexis Manenti）和吉奥达诺·戈德里尼（Giordano Gederlini）三个人是如何一起创作剧本的呢？

A：我和亚历克西斯一起写了一部短片，我们有一些点子，可以写对话，但我们觉得还需要一位真正懂得技巧和结构的编剧来帮忙。于是我们联系了吉奥达诺。

Q：在写作时，你们已经想好事件发生的地点了吗？

A：是的，地点的选择很简单：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只要去真实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就可以了。最后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我的楼梯间，所以就在我的楼梯间里拍摄了这个场景。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悲惨世界》剧照

Q：“市长”（Le Maire）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吗？

A：当然是了。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无论是事件也好，人物也好。像“市长”这样的人物，在任何地方都有。他在当地保证社会安定，管理着所有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把他叫来，然后他会安抚人们的情绪，同时他还管理着一群小混混。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人物。

Q：这是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一切都建立在各方力量的平衡之上，但这种平衡很脆弱，有利己主义在里面；主角们之间互相怀疑，拼命让对方身陷困境。结尾处的孩子们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

A：完全正确。各方力量的顾虑就是不要打破这种平衡，所以人们必须要沟通。这是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很多的妥协，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互相对话。这并不是说时刻都会出现问题：在电影里是一个案件，发生在一天时间中，但很显然实际情况并非都是如此。这是一些被政府完全放弃的街区，而当人们被抛弃的时候，就要自己找到一种组织的方式。这些人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必须要交谈。这并不代表他们互相喜欢；相反，他们互相厌恶。但他们会交谈，即使跟警察也一样。

《悲惨世界》剧照

Q：孩子们揭露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这部电影真正的视角就是孩子们的视角。

A：是的，这首先是一部关于童年的电影，关于在这些街区里长大的一群人。电影从一群孩子们开始，他们手里拿着国旗，要去支持世界杯上的法国队；结束于同一群孩子指责作为法国象征的警察。这些孩子是下一代人，一切都要依靠他们。我的电影是对政治界发出的一声警报，因为他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我想要保留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我想问一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是坐下来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任凭情况恶化？对我来说，这个结尾表达的是我们仍然怀有希望。

Q：不过，最后的镜头并不是呼唤对话，您拍的是一场暴动：这些孩子们反抗整个世界。

A：是的，这是一场孩子的反抗。不仅仅是反抗警察，而是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威。因为他们处在一种绝望的情境中。我们怎么会不理解他们呢？我让电影结束在一个孩子手里拿着酒瓶火焰弹，但我展现的是酒瓶还没有爆炸，而只要它还没爆炸，就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一扇打开的门。

Q：但孩子们的行为是英勇的：他们就像街垒上的伽弗洛什（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孤儿）。

A：是的，他们就像伽弗洛什，我们可以这么看待他们。

Q：《悲惨世界》与25年前的《Ma 6-T va crack-er》（1997）有些相通之处，导演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cois Richet）在这部电影里将暴动的激情载入了郊区的历史中……

A：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悲惨世界》剧照

Q：最终，孩子们反抗所有控制这一街区的力量，然而街区中的重要人物莎拉（Salah），这位昔日的黑帮头目、如今的虔诚教徒却没有出现。为什么？

A：因为莎拉是浪子回头，现在想要做个好人。而孩子们明白这一点。巴兹一开始冲进他家把视频交给他，就是因为信任他，他认为莎拉不像其他人那么坏。

Q：他被塑造得像一位智者。然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却带有喜剧色彩。

A：对，这个镜头很搞笑。莎拉很清楚这个可怜的警察是被两位同事开了玩笑，所以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把玩笑继续开了下去。这也让他和膏米(Pento)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Q：但莎拉究竟是什么身份？一开始警察们提到了“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z）。

A：人们一听到“穆斯林兄弟”，就会想到埃及的穆斯林，但二者完全没关系。这只是一种对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教徒的称呼。莎拉不仅是一个宗教首领，也是一个开店的商人。媒体中描绘那种会哄骗小孩子去参加伊斯兰圣战的宗教信徒，我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在蒙费梅伊见过。城市里的教徒们，其实是一些扮演社会角色的好人。当年轻人惹出什么问题时，他们就会来说：你们噪音太大了，你们破坏了邻里关系，来清真寺吃点小点心然后接受一点训诫……仅限于此。

人们看到留大胡子的人，会立刻想象这些人想拉年轻人入伙等等。然而这是一些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不会做坏事，因为他们遵守道德，不想作恶。孩子们在结尾针对的是那些恶棍：“市长”、警察还有“钳子”(La pince)的人。与他们相比，教徒们是善良的。这让人很困扰，但这是事实。现实中的莎拉在蒙费梅伊，居民们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警察更值得信任。

《悲惨世界》剧照

Q：他真的叫莎拉吗？

A：是的，就像“钳子”叫“钳子”，“市长”叫“市长”一样……我改动了几个地方，但不多。“市长”有一件足球球衣，上面印着“93省市长”，而且我在短片中告诉大家，是他扮演了他自己的角色。

Q：那吉普赛人们呢？

A：您可能看过Clash of Gitans的视频，讲的是Lopez家族。我跟他们接触过，曾去他们在尼姆的住所看望过他们，这太疯狂了。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想要拍一部电影，他们不理解；我又给他们看剧本，但他们不识字，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电影情节。我跟他们做了初步尝试，发现效果非常棒。

Q：一切都是真的，但一切都带上了传奇色彩：狮子，吉普赛人们……

A：再次说明，我什么都没有虚构。之前某段时间流传着一个传奇，说树林里的人们有一只狮子，不要回到城市里，人们会被狮子攻击等等。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这个狮子的故事是真的，您看（他向我们展示了手机上的一张照片），这是18岁的我跟狮子的合影。

Q：是您偷了狮子吗？

A：不，是一位朋友……但事情的经过就跟电影里一样：我们把小狮子养了一个星期，吉普赛人们带着枪来了，警察们到处找这头狮子，在《巴黎人报》上还有一篇文章。这在当时我们那里是一件大事。

《悲惨世界》剧照

Q：这部电影真是一本回忆录，所以才如此强烈，因为这是真实经历，很有感染力。

A：这就是我想做的：讲述我所知道的真相，以及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所有事情。我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我想把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方式带到虚构作品中：肩上扛着摄像机，靠近人们拍摄，每时每刻都保持节奏，保持运动。我们用两台摄影机拍摄，因为我们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就把日常生活拍进画面中。如果有人在某个镜头拍摄时下楼梯并进入画面，我们就保留下来。我唯一一次使用相机支架，是为了拍膏米和瓜达(Gwada)在酒吧里面对面交谈那个镜头。把相机放在支架上让我感觉很烦。

Q：不过，警察们的身份信息比较重要，所以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在创作的时候，您尽力避免过度夸张地表现他们。

A：除了这里之外都没有虚构。我人生中被拘留过二三十次，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待过一段时间。我明白那种坐在警车后排听他们讲烂笑话的感觉。在警察局里带着手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给了我观察他们的机会。由于拍摄Copwatch期间大量的接触，我甚至跟扫恶组的一位警察成了朋友，如今他是我的好朋友了。后来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即使是坏的也有一部分人性。他们像这个街区的居民们一样，都是贫苦大众的一部分。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尽如人意：薪水微薄，住在廉租房，欠债的时候住在郊区的小屋子里。我也想要展现这一点：既然我想要公正，那就应该对所有人都公正，包括警察在内。

《悲惨世界》剧照

Q：Jeanne Balibar的加入是电影里一个真正的惊喜。

她在蒙费梅伊拍摄时（《奇迹蒙费梅伊》Merveilles à Montfermeil，编者注），我帮她改善了拍摄环境。由于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刚好这个角色还没有找到演员，我就提出让她来扮演。有了她的加入，电影就完美了。

Q：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创建的电影学院。

A：这是一所免费的学校，不需要文凭作为入学条件。它目前在克利希丛林市的美第奇工作室（les Ateliers Medicis），但我们将会在一月搬到蒙费梅伊的新校址。这些日子我忙着面试，因为第二学年从十月底开始。有2000位候选人竞争50个名额，专业包括导演，编剧，制片，后期制作和艺术/摄影。有两位教授，大师课的所有时间都是跟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一起上。今年，我们扩大了规模，继科特迪瓦、马里、布基纳法索和摩洛哥之后，我们三月份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开设了一所学校。2020年9月我们要在安古兰（法国）开设学校，还要在中国和巴西开设。尽管资金有限，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缺少资助（尤其是缺少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当地政府的资助）的情况下，跟其他的电影学院竞争。但这正在一步步实现。在戛纳电影节期间，CNC了解了情况，并决定给我们提供帮助。去年，也就是第一年，我们培养了三十位年轻人，制作了五部短片和两部长片。看到这些成果，我们对这个项目更加充满信心。

首先是片中的警察与其中的一个黑人老大谈判时所提到就是指2005年的巴黎大骚乱

2005年巴黎大骚乱 一、起因

2005年10月27日傍晚约5点20分左右，巴黎以北克里希丛林市3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跑入一所变电站，不料却遭到电击。15岁的巴努和17岁的齐亚德当场丧命，另一名男孩重伤入院治疗。警方否认曾追捕这两个男孩他们去当地是为调查一起未遂抢劫案。 二. 事态发展 1.法兰西岛陷入骚乱 事后，数以百计愤怒的青少年走上街头，焚烧汽车和垃圾桶，打砸店铺和一所消防站，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参与骚乱的青少年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发射催泪瓦斯还击。

燃烧的汽车

11月4日发生骚乱的地区

法国华侨华人会副会池万升2000平方米的仓库在骚乱中被烧毁，新到货的皮包全部付之一炬。另一刘姓华商九千平米的钢结构仓库被焚，主要存放箱包首饰和丝织品。

11月5日骚乱已经漫延至法国其他城市

发生骚乱的全部地区

11月4日，模仿巴黎郊区骚乱的小型暴力行为出现在了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和里斯，以及北部城市里尔和第戎市骚乱分子焚烧了5辆汽车，南部城市马赛则有11辆汽车在骚乱中被焚。当晚全国有近900辆汽车被焚毁，其中巴黎大区近600辆，共有253名参与骚乱的人员遭到传讯。 11月5日早上，巴黎郊区奥奈丛林市大约2000至3000人参加了自发的游行活动，以默不作声的方式号召停止骚乱。参加游行的人包括了各个年龄段的人，时间持续近一个小时。法国内政部发布消息说，当日晚上，全国至少有918辆汽车被烧。警方逮捕了186人 。暴乱扩散到了法国首都巴黎市区，暴徒在巴黎市区烧毁了28辆汽车。警方当晚在巴黎南部埃夫里地区发现位于废弃建筑物内的一个制作汽油炸弹的窝点。法国司法部11月6日称，巴黎已有20多名参与骚乱的青少年被判刑。法国警方发言人说，当晚暴乱分子共焚烧了1400多辆车，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36名警员受伤。家住巴黎北部郊区的简-雅克·奈尔在试图扑灭家门口垃圾箱燃起的火时遭到袭击，被活活打死。 11月7日，巴黎附近的兰西市市长埃里克·拉乌尔宣布，该市自当夜实行宵禁。当夜法国各地有1173辆汽车被焚毁，有330人被捕，有13名警员受伤。 11月8日，法国政府内阁上午举行特别会议之后宣布启用1955年制定的紧急状态法，授权各地方政府实施宵禁和禁止公共集会12天，警方有权突击搜查那些怀疑藏有武器的处所。稍后，法国北部城镇亚眠宣布实施宵禁，从当晚零点开始，禁止16岁以下的人在每晚10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出门，除非有成年人陪同。巴黎西部的奥尔良和巴黎以南的萨维尼安治河市也分别宣布宵禁措施。法国官员表示，当晚被点燃的车辆数目下跌到617辆，有280人被捕。 11月9日，法国当局在巴黎以及三十多个城镇实施了宵禁。法国内政部长萨科齐说，有120名外国人被判定参加了骚乱，因此他们将被立即驱逐出境。 11月10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动用紧急状态法平息暴乱做辩解说，眼下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律和秩序。稍后，法国内政部宣布将对八名警察停职调查。其中两名警员被控殴打在巴黎近郊的新庭市被捕的一名青年男子，另六名为目睹了事件的警员。事件被法国电视二台的摄影机拍摄到。 11月11日夜晚，共有380多辆汽车被烧毁。两名警察受伤，162人被逮捕。在南部城镇卡彭特拉斯有人向一座清真寺投掷汽油弹，清真寺遭到了轻度损坏。巴黎11月12日格林威治时间上午9点到13日夜晚禁止一切公共集会，以防可能发生的骚乱，11月12日下午5点左右，里昂市中心地带的贝拉克广场发生骚乱，有大约50名年轻人袭击了售货亭并损毁机动车。购物者急忙撤离这一地区。大部分店主关门停业。警察发射催泪瓦斯驱散数伙闹事的年轻人，实行了两次逮捕行动。 11月13日，法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IFOP所做调查显示，71%的法国人认为，总统希拉克不能解决导致骚乱发生的根本社会原因。近四分之一的法国人认为，右翼领导人庞勒能实现这一目标。里昂市警方同日禁止公众举行任何公开集会，防止有人趁机闹事。但是晚上全国又有284辆车被烧毁。115人被捕入狱。 11月14日，法国内阁会议提出申请，希望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3个月以对付骚乱。骚乱以来，法国总统希拉克首次直接发表电视讲话说，骚乱显示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11月15日，法国议会下院批准了政府把紧急权力延长三个月的建议。 11月16日，法国议会上院辩论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建议，把紧急权力延长3个月。

骚乱现场

骚乱中被烧毁的汽车

(以上资料和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二：我自己的观后感（我觉得我的根本就不是影评，只是一些感想）

本片从一只狮子的失踪开始。

马戏团老板发现自己心爱的小狮子不见了就去找当地社区的老大理论，在冲突即将升级的时候警察到场制止了冲突，并向马戏团老板保证会找到狮子。于是两家就都各退让了一步。警察为了解决冲突开始寻找狮子。通过社交软件查出偷小狮子的是当地社区的一个黑人男孩。但是在追捕偷狮子的小男孩的过程警察误伤了小男孩，且整个过程被另一个孩子的无人机拍到。至此，事件变得复杂起来，一旦视频被曝光，警察的工作就可能不保了，而且可能会引起黑人团体的抗议。

所以警察不得已请求社区黑帮的协助来寻找无人机和拍视频的小男孩，无人机小男孩在警察的追捕下逃到社区另一个帮派老大的那里。最终在老大的三明治店里所有的势力得到集合。在新来的警察与三明治店老板的谈判下，老板将视频交给了警察。这时事情看似得到解决了，但是在警察内部却爆发了冲突，针对视频的解决方法，三人各执己见，不欢而散。晚上新来的警察将视频交给了开枪的黑人警察，让其自己决定视频该如何去处置。问题在这里开始好像告一段落，三人又一起巡逻。

但是事情却远没有结束，无人机事件看似得到完美解决，但是平静中蕴含着大危机。从黑人小男孩的角度来看，自己只是偷了一只吉普赛马戏团的小狮子就被警察追捕还被闪光枪击受了重伤，最后还被警察拎到马戏团哪里被人羞辱，恐吓。不满情绪在男孩心中不断积累，他计划了后面针对警察的报复。他集结街区其他对警察不满的青年和小孩向警察和黑帮老大复仇。

而影片在就在暴乱中警察与男孩的对峙下结束。

复盘整个电影可以看出导演是站在中立的视角去审视整个事件的，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像斯派克·李在《为所应为》中对黑人社区的全景式展现，本片也对巴黎当地的黑人社区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并且也展示了社区里的暴力是如何一步步升级的和复杂化的。电影用一只狮子的失踪案牵涉出种族问题的严峻，撕开问题表面的温情面纱，导演试图用两个小时时间告诉我们，种族问题似乎永远不能被解决，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这个问题就会像梦魇一样伴随在我们左右。

本片中开头就点出黑人小孩偷鸡被抓到警局（这也是为下面这个小孩偷小狮子埋下伏笔，小男孩偷鸡应该就是为了喂小狮子）还展现了当地的黑人帮派互斗争夺社区的控制权，吸毒贩毒（这里很有意思，警察说这里，原来是毒贩的老窝，但是伊斯兰教的人来之后，就把毒贩给赶跑了。但是贩毒的没了，又来了妓女，我想伊斯兰教应该也不会允许卖淫，所以这里之前也发生过对于势力范围的争夺，不过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与警察勾结。

而影片对于警察的描写就更复杂，片中一共有着重描述了三个警察，三个警察各有指意首先是新来的警察他像误闯桃花源的渔夫对自己接下来所遇到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不解甚至愤怒，同时他又代表着有着同情心和有良知的白人参与到这一系列事件中。而两个当地的警察则完全站在他的反面。

首先当地的白人警察就像以前的好莱坞电影中典型反派，他歧视讨厌黑人，好像是个种族主义者（影片开头与黑人警察之间的谈话可以看出，他宁愿别的国家的球员获得金球奖也不愿自己本国的黑人球员得到），他自私冷酷，枪打到黑人小孩他第一反应不是送小孩去医院，而是要去抢到视频，想到自保。他与当地的黑帮勾结，无论怎样看，他都是不是一个好警察。但是从他对新来的警察说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当地黑人与警察的暴力事件，他就成了暴力最虔诚的信徒并且对于黑人充满了厌恶。这种厌恶夹杂着原本自己的歧视，导致他对于黑人发自内心的不信任与怀疑。

而最复杂的角色就是片中黑人警察，他成长于黑人贫民窟，是外来移民，但是对黑人小孩的那一枪就是他打的。他自己幼时可能就被压迫，被侮辱，被歧视的对象而长大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开始压迫侮辱他人。但他还是有同情心的，从他回家之后见到母亲的哭泣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挣扎。

狮子在电影中则是权威或者是权力的象征。而偷狮子这一行为就有着冒犯权威，挑战原有权力的意思。而男孩受到的伤害也如同权利迭代时旧势力对于新生势力的打压。在电影结尾男孩反击的时候，参与这场爆乱的全部都是年轻人，而他们打击的不仅是警察，连赶来支援警察的两派黑帮的人也是他们的目标。这就很像《上帝之城》的结尾，一派的衰落，另一派会迅速崛起，不仅更年轻还更狠，更不留任何余地。就像轮回，一代一代轮回，永无出头之日。

电影《上帝之城》

我们不能轻易用对错或好人坏人来进行评价判断这电影中的人物，整个事件是无解的，换句话来是无法避免的。

这背后折射的是法国移民政策对外来移民的影响在《法国“共和模式”移民政策的困境》（宿亮｜2015-11-10）这篇文章中写到：“法国的移民政策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与“民族大熔炉”多元文化发展模式不同，法国采取独特的“共和模式”，以制度化方式弱化移民的族群意识，以国家地域为中心强调基于“个人—政府”契约的公民身份带来共同性，以此同化外来族群，而不是突出族群的多元化特征。

换句话来说就是外来移民必须放弃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接受法兰西文化，语言，以此来融入当地社会。法国政府所希望的不是文化多元共存，而是试图弱化族群特征，所以法国政府统计中，尽量避免把种族或人种作为基本统计的单位，法国的人口普查从来不用肤色来进行调查，结果就是不知道法国究竟有多少黑人，多少白人，多少黄种人，通过这种做法来以防移民有遭到孤立排斥的感觉。这种做法受到很多质疑，人口统计学专家Patrick Simon曾在《世界报》文章中发问，要反对歧视新移民却不许用种族或人种作为基本统计单位来衡量社会歧视的程度和负面影响那怎么反歧视呢？而且在战后，随着20世纪60年代开始，来自法国前北非殖民地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大量进入法国。语言、宗教和文化上的较大的差异挑战着政府的移民政策。法国人发现，新移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在“共和模式”下完成同化，这样的政策也给国家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在政坛引发争论。右翼政党要求变革授予国籍的法规，怀疑新移民对国家的忠诚；左翼政党要求改善社会环境并设立专门机构协助“同化”移民。不过它们都认为，移民无法融入是受文化、宗教或传统家庭关系影响。陷入困境中的“共和模式”移民政策没有像其设想的那样给法国带来整齐划一的国家认同。以“同化”做幌子，用“肤色无差别”的政策做掩饰，而非推动多元文化共生发展，这种做法反而加深了族群对立。”而种族对立的的一大后果就是暴力事件的猛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上面所说的2005年的巴黎大骚乱。这一事件也被看作是法国移民政策的破产，在这之后这一政策受到了广泛质疑，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审视本国移民政策。

这种矛盾性也在电影中有所体现。电影的一开场就是2018年法国世界杯胜利大游行，所有人无论黑人白人都欢呼雀跃为法国的胜利而庆祝，一派和谐，而那个黑人小男孩也参加了胜利大游行，披着法国的国旗，我想那一刻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法国人的。可是后面对于警察局与街区的展现以及后来小男孩所遭遇的一切却使前面的和谐成了最大的笑话。这种反差似乎也在告诉我们移民要融入法国社会的艰难。特雷弗·诺亚在《天生有罪》中说“在任何将种族歧视当作惯例的社会，种族融合这件事不仅质疑了这个社会的不公而且揭露了这个社会运转不良且不合逻辑这个事实。”表面的和颜悦色，其乐融融是很容易的，但是到真的触及到不同种族的利益时就不再那么简单了。

电影的开头

影片的结尾引用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句子，与电影的名字相呼应，也点出电影的核心思想，它让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而是从地理大发现时就留下来的殖民问题，是一个种族对一个种族的歧视问题。这样的社会环境最终造成的恶果就是片中所展现的恶性循环，种族对立造成信任的缺失，信任的缺失加剧了种族对立，而这种对立情绪滋养了暴力，而尤其是社会的不平等，移民尤其是非裔移民的贫困更是助长了暴力。所有只需要一个微弱的火苗，犯罪就会如同燎原之火，绵延不绝，形成浩大声势，经久不息，且不断反复。而这样的暴力又会引发公众对于黑人抗争的反感。而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该如何处理，这不仅是法国政府的问题，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问题。



  



《悲惨世界》:加速时代下的黑人抗争运动

作者：宗城

从2008年经济大危机开始，世界电影迎来了一波左翼电影热潮。它们关心阶级、性别、社会资源分配、平台资本主义与零工矛盾等问题，在一个总的社会不平等框架中，把镜头对准了被遮蔽的群像。近年来左翼题材的代表作，是肯·洛奇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奉俊昊的《寄生虫》、李沧东的《燃烧》和黄信尧的《大佛普拉斯》等等。尽管导演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选择了放弃温吞叙事和精英阶层容易带有的自上而下的怜悯，取而代之的是凌厉和决绝，把社会矛盾原原本本地撕开来看。法国导演拉德·利的长篇处女作《悲惨世界》同样在这个谱系中。它有力而精准的叙事，比名声大噪的《小丑》更胜一筹。杰昆·菲尼克斯主演的《小丑》虽然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社会贫富不均、阶层撕裂的问题，表现了边缘人对富人虚伪、麻木不仁的愤怒，但它整体上仍是一个观念大于内容的故事，而小丑也被诠释成一个高度符号化、迎合市场趣味的孤狼式民粹分子，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并没有就此展开，而是沦为一场快意恩仇的复仇奇观。 《悲惨世界》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样的奇观化展现。它以一个伪纪录片的方式开场，摄影机带领观众来到街头，入画的首先是几个热爱足球的黑人少年，他们谈论姆巴佩、马图伊迪、博格巴（这些人都是法国国家足球队的黑人成员），支持法国足球队的移民后代，这其中大部分是非洲移民或阿尔及利亚后裔。历史上，由于法国对非洲多个国家的殖民入侵，法语成为非洲多个地区的通行语言。地理和语言的亲近感，使得法国成为许多非洲前殖民地居民偷渡或移民的第一选择。如何安置非洲移民和穆斯林，成为法国社会的重要议题。《悲惨世界》以黑人和穆斯林入画，把镜头对准了法国社会被遮蔽的地带，那是一个不同于凡尔赛宫、香榭丽舍大道、缺乏资产阶级浪潮和文人情调的地方，那里暗藏着毒品交易、武器械斗、小摊贩、偷渡客，警察在那里暴力执法，移民在那里苟且生存，人们心心念念的不是政治正确的规范，而是如何苟活于世。 一：摄影机对移民社区主体性叙事的建立 尽管导演拉得·利知道怎样拍可以取悦巴黎的知识分子，但《悲惨世界》并没有把人物描绘成单一的受害者符号，摄影机把这些移民从受害者叙事中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主体叙事，这个主题叙事建立在对移民社区的展现之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从非洲、中东移民过来的黑人、穆斯林，他们自发集结成了社区或团体，比如热爱足球的黑人孩子们形成了松散团体，拥有相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聚集在同一片街区，黑人妇女之间结成互助保险以填补法国福利体系对她们的无视，这些人在生活中建立了一种秩序之外的自治社会。他们对外承受着以警察执法为表现形式的管控压力，对内则根据自己的习惯、趣味，塑造了自己的社区文化，里面的氛围和中国人熟知的江湖、帮派文化有些共性。在这里，朋友间的义气成了人与人重要的联合手段，这也是为什么黑人小孩被暴力执法后，他的同伴们都敢于挺身相助。这体现出底层在艰难环境中习得的生存智慧，而它正是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闪耀之处，也是《悲惨叙事》真正超越受害者叙事、建立主体叙事的原因，它看到了“被统治集团反抗的艺术”。但也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社区内部的自发秩序，法国本土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尝试避免直接的压迫策略，而是通过扶植社区内部的代理人，与社区内黑帮势力合作的方式来转移矛盾。社区非法武装也利用执法者在体系中的尴尬位置，来为自己的生存和突围找寻缝隙。这正是《悲惨世界》不回避移民群体内部问题的地方。它没有为了刻意制造观众的感动而去“漂白”黑人、穆斯林。这里不乏对一些受压迫者抽刀挥向更弱者的展示，当镜头对准巴黎郊区地带时，观众既看到了满口咒骂的毒品走私客，也看到了移民群体内部的冲突和撕裂。通过发生在巴黎郊区的小狮子失踪案，影片浓缩了非裔移民群体在法国面临的矛盾。警察答应马戏团老板寻找丢失的狮子，他们找到作为怀疑对象的黑人男孩，但在执法过程中误伤了他，而这一幕被另一个孩子的小型无人机拍到。事态升级，警察、仇警势力、黑人、穆斯林纷纷卷入，最终演变成一场大冲突。在故事后半段，导演呈现的不是妥协，而是公正规则缺失后出现的暴力及其动机（不只是个人的愤怒，也包括暴力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树立主体意识的手段）。无论是警察还是黑帮，亦或者巴黎边缘街区的青少年，他们似乎都不以捍卫正义作为自己的行动目标，也就更谈不上对法国精英建立的一套道德规范的严格遵守（这里可以引起思考的，是“何者的道德”这一问题。法国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是否就是移民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道德？两种道德之间互相对立吗？移民在自己的境遇里有能力避免道德垮塌吗）。在这里正义和公平出现了集体性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暴力执法和对个人权威的迷恋。警察误伤孩子是暴力的，黑帮介入也是暴力的，正是因为看不到正义的到来，社会底层也只能选择孤注一掷的暴力式反抗。 整部电影犹如一个隐喻，好在导演没有为了叙述野心而把每个人设计成符号。影片中黑人警察一角的设置可见导演的功力。他曾经也是被压迫者中的一员，但在成为警察，一个国家机器授权的执法者后，他也接受了这种系统性的执法暴力。影片中讽刺性的一幕，正是黑人警察射出了误伤男孩的那一枪。而他在射击后，尽管内心夹杂着惊讶、恍惚和巨大的心理矛盾，却仍然在确定男孩可能面临生命危险时，为了保住自己的职务而选择采取隐瞒和销毁真相的行动。导演显然将激烈的批判意识指向这位维护不公秩序的黑人警察，但他仍然留下了这位警察回家后面对母亲哭泣的镜头，使得观众可以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剧烈冲突和痛苦。这并非某种简单的道德平衡的处理，而是意在更写实地刻画那些进入白人体制的非裔移民。即便成为主流社会公认的精英阶层，他们仍然无法摆脱少数族裔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困扰。在这个意义上，导演对进入体制的道路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二：被遗忘的群体要传递他们自己的记忆 在《悲惨世界》的电影空间里，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警察，他们的职责是打击黑帮和偷渡客，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那些看起来像黑帮和偷渡者的人，以及那些在白人精英阶层审美中构建的脸谱划分中处于边缘的人（他们在日常话语中会被建构为添麻烦的人、危害主流民族的人、肆无忌惮生育的人、缺乏道德的人，从而引起社会主流人群的反感，进而被驱逐），也成了遭遇暴力执法的对象。暧昧的是，尽管非裔、穆斯林裔常常在舆论中成为被谴责的对象，他们的面孔也经常因为肤色、习惯、宗教信仰乃至生育问题而遭遇指责，但在这些舆论指控中经常忽略两类问题：第一类是谁造成非裔、穆斯林裔背井离乡的问题，谁在这个全球化治理体系中建立了压迫格局和鄙视链的问题；第二类是移民（这里不只包括非裔、穆斯林，也包括了华裔等更多移民群体）对法所做出的贡献被遗忘的问题。那些本土居民无法接受的脏活累活、整个社会远转体系中的低收入行业（被歧视却又不可或缺），它们在现实中依靠移民的劳动来支撑，移民并非是只知索取而不做贡献的人，事实上，移民为了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他们往往要付出更多。当上层精英根据他们的审美筛选社会的记忆，被压迫者所要思考的，并非如何去迎合精英们的审美，而是怎么在团结友邻之中保存属于自己的记忆。无论是《悲惨世界》这样的电影，还是上个世纪思想家法农呕心沥血的著作，本质上都是被压迫的移民者对自我记忆的传递方式。而在现实中，《悲惨世界》反映的问题已经爆发。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两个非洲裔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误入一所变电站，不幸触电丧生。这起意外引发该镇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引发骚乱。28日到31日，骚乱持续扩大，10月31日，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发表强硬讲话，导致骚乱进一步扩大。这场骚乱蔓延法国300多个市镇，数十人受伤，9000多辆汽车被焚。当年11月8日，法国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多地实施宵禁。2005年巴黎骚乱刺激了导演拉得·利，那之后他决定拍摄一部呈现法国社会撕裂的电影。从2005年至今，法国相关事件持续发生，比如在2017年，22岁的黑人男子西奥在巴黎北郊欧奈苏布瓦被4名警察当街盘查，遭警察用警棍捅进下身，重伤入院接受手术。近年来，巴黎民众与警察的对立情绪加剧，尤其是黑人、穆斯林群体，和警察的关系愈发紧张。所以法国人观看《悲惨世界》会很有代入感，影片中的一笔一划没有粉饰和扭曲，它就是巴黎街区的真实生活，那是一个褪去世界著名景点外衣的巴黎，一个各民族聚居、骚乱每天都在发生的资本主义大都会。当人们把目光对准在巴黎和伦敦的富丽堂皇、非洲多个国家的社会乱象，将偷渡者形象想象和塑造为行径丑陋、素质低下和破坏欧洲文化传统时，我们更应当追问——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差异？又是什么让第三世界的难民背井离乡来到欧洲？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从第三世界攫取原料、劳动力和淘汰低端产能，欧洲的资产阶级依靠在殖民地的掠夺和技术革命缔造了他们的辉煌，却也遗留了被殖民国家到如今都无法化解的伤痕。因此，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存在的移民问题，它表面上是移民素质和暴力执法的问题，根源上是资本主义秩序向全球扩张带来的问题。今日中东乱局的一个起源，正是百年前英国和法国共同签订的《赛克斯—皮克特协定》，这个协定把阿拉伯地区划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麦加的阿拉伯人；叙利亚则被划分给法国，英国占的是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巴士拉、巴格达这些地区。但是在划分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双方未能对巴勒斯坦达成协议，于是他们把巴勒斯坦划分给了第三方。”（《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千禧年后，法国参与的北约对中东军事行动，加剧了阿拉伯世界乃至北非地区的灾难。2012年，一张“3岁男童伏尸土耳其海滩”的照片曾让世界默然。阿拉伯世界生灵涂炭，地中海对面的欧洲成为众多人眼中的“天堂”，于是，偷渡逃难的人群激增，环地中海一带面临严重的难民危机。当宗主国的殖民者曾通过掠夺获得暴利，如今又从移民群体中获得大量廉价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不能一边享用福利，一边片面地指责是移民带来了种种问题。 三：一个第三世界的幽灵 《悲惨世界》对法国族群撕裂的刻画，既可以让人想起《寄生虫》《小丑》等国际电影，也能勾起人们对法国左翼电影的记忆。《悲惨世界》不像好莱坞老白男伪善的叙事策略，把边缘人描绘得善良天真、一脸无辜，惨遭上流社会的剥削。通过对左翼电影生产的占领和扭曲，今天的许多政治正确电影实际上瓦解了可能暗含的危险元素，在好莱坞电影常见的类型化加工中，“左翼”电影被矫饰成一包包爽身粉，用过了，嗨了，也就完事了。它对社会成见的改变不会有任何作用，而更像是消费主义对左翼议题的掠夺和“替代发言”。伪善的叙事策略回避了压迫和被压迫叙事背后更复杂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回到思想家法农在《大地上所有受苦的人》中的发问——压迫从何而来？被压迫者的面目又是如何塑造的？ 法国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气氛浓厚的国家，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左翼知识分子们就一次次通过书籍、报纸和电影等媒介发出他们的声音。新浪潮运动时期，法国左翼电影达到一个高潮，电影人不但把艺术作为技艺的探索，也更重视电影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载体。在关于电影《中国姑娘》(1967年)的访谈中，戈达尔说：“艺术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反映’这一现实的过程。” 六十年代的法国左翼电影（其实也包括非洲法语区导演拍摄的电影）包括的一条支线，就是反映法国移民族群的电影制作。这其中既包括了呈现法国殖民霸权旁落、整个社会面临价值观重塑的作品，也包括了以移民者为主人公展开主体性叙事的创作，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后一种电影主要呈现的是移民者（比如非裔黑人）在宗主国受到的压迫和反抗。1969年，塞内加尔有一部电影《黑女孩》，主人公就是一个从非洲迁徙到法国，为法国中产阶级家庭作褓母的女郎。她去到更富裕的社会，但流动的盛宴不属于她，她背井离乡、遭受歧视，肤色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让她如同下等人，在异乡饱受冷眼和剥削。这个黑女孩是当时法国非裔移民者的一个象征，她流落社会底层，充当法国的低价劳动力，几近奴工似的日夜做着琐碎的家务，终于在自尊心受到女主人伤害后，选择割腕自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前殖民地国家纷纷从宗主国法国那里寻求独立，左翼电影人也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社会矛盾的电影。比如意大利吉洛·彭特克沃拍的《阿尔及利亚之战》（1966年），从被压迫者争取独立的角度歌颂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争与牺牲。戈达尔的《小兵》(1963年)同样反映了阿尔及利亚之战，但它采用了个体化叙事来呈现逃兵布鲁诺·福雷斯特在战争中的遭遇。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法国知识界的敏感话题，萨特、加缪等一众鼎鼎大名的知识分子卷入其中。戈达尔目睹了阿尔及利亚战争造成的知识界撕裂以及法国不可挽回的殖民霸权衰弱，选择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视角。 千禧年后，反映法国移民问题的电影也不少。比如喜剧片《岳父岳母真难当》，讲一个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四个女儿，她们分别嫁给了阿拉伯人、犹太人、中国人和非裔黑人，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问题。2009年，导演雅克·欧迪亚的《寓言者》，设计了一个阿拉伯人被送入法国监狱的情节。在这些片子中，我们会看到移民问题被商业化、类型化，一方面成为政治正确的表述，一方面却也在粗浅的和解或者符号化描写中消解了移民议题的痛感，而这正是《悲惨世界》的意义所在。 多年以前，在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只须费一点点力，荨麻就成了有用的东西，我们不去管它，它就成了有害的东西了。于是我们铲除它。世上有多少人就和荨麻大同小异。’他沉默了一会，又接下去说：‘我的朋友们，记牢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雨果写下这一番话，是通过荨麻隐喻小说主人公冉阿让。作为一位农民出身的贫穷工人，他出身底层，品性淳朴，可是社会结构的不公和压迫一点一点改变他的行动。由于看见姐姐的几个孩子饿得直哭，他忍不住去偷面包给孩子吃，因此不幸被人抓住，判了5年徒刑。几次越狱，被抓回来又加判了共14年刑期，结果为了一块面包坐了19年的牢。从监狱出来后，冉阿让到处遭白眼，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当他被压抑到社会的最暗处，他发誓自己一定要向这个社会复仇。而在今天，当一部叫做《悲惨世界》的同名电影上映，它所希望的不只是让观众看到移民者的遭遇，也是要回到雨果的这句嘱咐： “我的朋友们，记牢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谈两句《悲惨世界》里的足球元素（剧透慎看）

电影是以描绘去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时法国民众的反应开场的，印象里最开始那些黑人小孩还在聊奥斯曼登贝莱和姆巴佩上不上场的话题。

了解这只世界冠军的朋友都知道，以姆巴佩、博格巴（坎特）、乌姆蒂蒂（瓦拉内）为首的三条线都是黑人，还没有算上登贝莱、勒马尔、马图伊迪等等主力球员。法国队决赛的首发11人阵容里更是有超过半数的6位黑人，毫不夸张地说是黑人少数族裔给法国拿到的大力神杯。这就不难理解导演设置这个片头的用意，不只是通过所有人走上香榭丽舍大道欢庆胜利的宏大场面营造气氛和引出“悲惨世界”的酷炫片名，更是暗示战争从一开始就已经打响了，即这到底是谁的法国。

这里还必须提一个小细节（也是一个逗的我笑出声的细节）。粉红猪小队刚开始在市集里有一段闲聊：粉红猪说金球奖就是他了吧，团队的黑人小哥说是姆巴佩吧，粉红猪否认说他觉得是莫德里奇。很不经意的一段对话，但信息量很大。

首先解释下金球奖是足球个人的最高奖项，过去十年都被梅西和c罗垄断。再看两个人选：姆巴佩是法国人，世界杯夺冠最大功臣之一和当今足坛最炙手可热的新星，以及黑人少数族裔；莫德里奇是法国队决赛对手克罗地亚的核心球员，世界杯最有价值金球奖（不过这个奖项近几届被视为对亚军的安慰奖），以及白人。然后回看那段对话，作为法国人的粉红猪宁愿把金球奖颁给对手也不给自己国家的黑人球员，那种不可调和的种族矛盾通过两句话传达出来。事实上电影最后交代给我们的正是无法调和的结局。（有趣的是，当年金球奖最终得主正是莫德里奇，姆巴佩排在第四，第三是他的国家对队友格列兹曼。）

最后想说的是，这可能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悲惨世界》的原因的一个缩影。它太工整了，连足球元素都用得没有一点点废戏。每场戏都像是精心算计的组成部分，最后更是用某种看似升华的方式作结。而我对这种高考作文似的表达没有感觉，甚至有点抵触，这还是在没讨论人物弧光的前提下（事实上最后的大战因为人物坍塌在我这也是减分项）。

到底是谁的法国

写于2019年6月24日

将要发于公众号 深邃的电影